失落的一代.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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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1968-1980年间，大约一千七百万城镇中学生被遣送到农村去。由于这些年轻人原则上必须在剩下的大半生中自我改造成农民，因此这场有组织的重要人口迁移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最彻底最根本的政治运动之一来进行的。由1955年至1966年之间已经分别组织过类似行动，不过范围小得多，而且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一般都将最初的几次遣送宣传成是毛主席的创举，其实在当时情况下，是直接受了一种苏联模式的启发，那是1953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一项政策。然而，1968年起，在中国掀起的这场运动，从形式及规模上来说 ，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构成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
 
 本书不仅揭示发起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的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也会展现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后果。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下放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运动还属于禁忌范畴。即使从那个时期以来，这个话题依然“敏感”。 本书首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次发行简体字版。
 
 作者: [法]潘鸣啸  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文前部分
 
 1968-1980年间，大约一千七百万城镇中学生被遣送到农村去。由于这些年轻人原则上必须在剩下的大半生中自我改造成农民，因此这场有组织的重要人口迁移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最彻底最根本的政治运动之一来进行的。由1955年至1966年之间已经分别组织过类似行动，不过范围小得多，而且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一般都将最初的几次遣送宣传成是毛主席的创举。
 
 目录(1) 目录(2) 前言 几个词语的诠释(1) 几个词语的诠释(2) 几个词语的诠释(3)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研究的资料来源 直接的资料来源(1) 直接的资料来源(2) 直接的资料来源(3) 直接的资料来源(4) 直接的资料来源(5) 间接的资料来源(1) 间接的资料来源(2) 间接的资料来源(3) 间接的资料来源(4) 
 
 第一章 意识形态动机
 
 为什么1968年底再度大张旗鼓地推行贯彻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为什么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并涉及绝大多数十五岁以上还未参加社会工作的城镇青年？由此出现了众多问题之后为什么这场运动依然持续了十几年？
 
 培养革命接班人(1) 培养革命接班人(2) 培养革命接班人(3)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1)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2)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3)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4) 缩小“三大差别”(1) 缩小“三大差别”(2) 缩小“三大差别”(3) 缩小“三大差别”(4) 
 
 第二章 政治动机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降伏红卫兵(1) 降伏红卫兵(2) 加强毛的“魅力领袖”式威权 
 
 第三章 社会经济动机
 
 毛在1968 年12月的指示不仅被当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英明决定”[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在一个以农为主而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农村当然是一项根本任务，其中就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农业合作化令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955年，毛就已经发出人所尽知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卷二，页795。]” 。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1)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2)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3)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4)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1)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2)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3)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4)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5)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6)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7)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8)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9) 
 
 第四章 管家们与意识形态领袖：前奏(1955-1966)与插曲：文化大革命(1966-1968)
 
 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本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有必要了解个大概，为的是能够明白1968年发起运动。事实上，在那个期间，下乡运动大部分的主旋律已经草拟定下，而某些机构也已经成立，稍后才又开始运作。
 
 低调的开端(1) 低调的开端(2) 低调的开端(3)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1)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2)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1)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2) 矛盾及保留态度(1) 矛盾及保留态度(2) 文化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第五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8-1976
 
 1968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清除了。周恩来政治上勉强站稳了，不过明显地排在毛泽东的后面，而毛得到林彪领导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伟大舵手成了活菩萨，靠着发表最高指示控制国家。
 
 红卫兵成了知青(1) 红卫兵成了知青(2) 红卫兵成了知青(3) 声势浩大的动员(1) 声势浩大的动员(2) 下乡的和留城的(1) 下乡的和留城的(2) 狂热代替组织 (1) 狂热代替组织 (2)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1)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2)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3)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4)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1)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2)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3)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1)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2)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3)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4)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5)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1)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2)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3)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4) 扎根农村的样板(1) 扎根农村的样板(2) 扎根农村的样板(3) 扎根农村的样板(4)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1)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2)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3) 毛泽东最后一道有关“指示”(1) 毛泽东最后一道有关“指示”(2) 
 
 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下乡运动与毛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简直融为一体了，所以他这头咽气，那头就传言该运动即将告终。伟大舵手去世后一个月，为他的政策摇旗呐喊的死硬派“四人帮”倒台了，这就令人想到新的领导一定会放弃一项如下乡运动那样不得人心的措施。然而，那可不是新上台的头号人物华国锋的意图，华是毛临死前用两句话指定了的接班人：“你办事，我放心”。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1)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2)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3)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1)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2)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3)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4)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5)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6)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7)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1)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2)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3)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1)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2)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3)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1)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2)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3)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4)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1)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2)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3) 为应付各种社会抵制而采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战略措施(1) 为应付各种社会抵制而采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战略措施(2)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1)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2)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3)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4)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5) 1980：运动终结(1) 1980：运动终结(2) 1980：运动终结(3) 1980：运动终结(4)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1)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2)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3)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4) 恢复高考：部分知青的救命稻草 
 
 第七章 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1980年代
 
 为了摆脱那些小道消息的鬼影缠扰[ 流言、谣言被戏疟地称作“小道消息”。]，《辽宁日报》索性在1981年2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省劳动局的负责人在文中驳斥那些说什么该年的毕业生会被下放到农村去而不能留城的“没有根据的谣言”。他们肯定地说尽可能多的学生会留城在国营或集体单位，很多可以顶替他们的父母，也有不少会被征兵入伍，或者被吸收进各区的“劳动服务公司”[ 辽宁电台广播，1981年2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3月2日。]。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1)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2)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3)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1)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2)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3)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4)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5)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6)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7) 已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及病残的知青安置问题 已在当地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知青问题(1) 已在当地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知青问题(2)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1)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2)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1)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2) 
 
 前言
 
 上山下乡，一场锻造新一代的运动
 
 1968-1980年间，大约一千七百万城镇中学生被遣送到农村去。由于这些年轻人原则上必须在剩下的大半生中自我改造成农民，因此这场有组织的重要人口迁移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最彻底最根本的政治运动之一来进行的。由1955年至1966年之间已经分别组织过类似行动，不过范围小得多，而且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一般都将最初的几次遣送宣传成是毛主席的创举，其实在当时情况下，是直接受了一种苏联模式的启发，那是1953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一项政策。然而，1968年起，在中国掀起的这场运动，从形式及规模上来说 ，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构成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
 
 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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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几百万有关青年（大约占那一代人的一半）的生活秩序，而且影响到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因为迫不得已必须给这一大批外来者腾出地方。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运动被纳入“教育革命”总政策的范畴内，这就对当时的教育质量施加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连那些没有被遣送下乡的城市青年也深受该项政策之害。因此，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之时正在读中学的青年，在1968年及1969年大批下了乡，他们对那特殊的一代尤其有归属感。在乡下平均待五六年，有些待了10或11年，影响要比红卫兵运动持久，这后一场运动固然是起非凡的事件，但为时甚短，而且是前后脱节的。然而，整个西方世界都听说过红卫兵与文化革命，但很少人知道遣送“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
 
 几个词语的诠释
 
 先来介绍一些与这项政策有关的专有名词，这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它的来由、目的以及形式。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是在农村打天下的。其他国家大多数的共产党主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夺得政权，而毛则相反，他是依靠农民大军和“农村包围城市”[ 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夺取政权，主要参考J. Guillermaz,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1921-1949), 1975；以及L. Bianco,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1915-1949, 1987。]。
 
 早在194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延安红色根据地（主要是农村）开始使用“下乡”这个词语，专指把年青干部及知识分子短期送到农村去锻炼。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准确地说是从1955年起，中共政府就号召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下乡”或者“上山”。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的“1956-1967农业发展纲要”里，第一次将“下乡上山”这一双重词语运用在这个意义上[ 张化〈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87，页141。]。这个词语当时也同样指把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地区去[ 这种意义上的说法第一次似乎出现在刘少奇于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里。]。逻辑上说，倒过来的“上山下乡”的说法只是在山区使用[ 例如江西省，见1960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4版。关于专门术语的问题，可以参考文化革命前的一本著作：T. A. Hsia, 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 1963。“下放”一词通常用于干部及知识分子，有时也包括知青，但是应该区别涉及干部及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与涉及知青的“下乡运动”。]。1965年一场发展山区运动之后，这一词语用得越来越频繁，最后替代了另一个，成了泛指遣送下乡的专用词语。比如，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968年底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也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将两个词语掉过来说，并不真的意味着要把遣送发展到高山上去，可能政府当局想借此突出运动的光荣高尚的英雄性质（毛的诗词经常高调颂赞崇山峻岭），同时也可以让那既不好听又不得人心的“下”不那么刺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使用“下乡运动”，本书也是使用这个简单词语。
 
 运动涉及的年青人称“知识青年”，缩略为简称“知青”。因为外国没有这样一类群体，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外语译法。根据中国官方规定的标准翻译，英文是：“educated youth”，法文是有点儿别扭的“jeunes instruits”。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词语，非指有“知识”的青年总体，仅指那些去了农村安家落户的，或者即将成行的[ 参看《争鸣》1984年9月页65，“她仍然是一个有知识的青年，（一旦回到北京就）没有人再称她知青了”。]。多绝妙的一个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实例！
 
 50年代初期，该词语出现之时，小学毕业就足以被当作“知识青年”。实际上，在那个时期，这个词语主要是指在城镇念过书的农村青年，国家鼓励他们回乡。可是，从1955年起，特别在1960年代，这个称呼就扩大泛指城市青年了，政府企望说服他们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去劳动。打自这个时期，就有了两类知识青年并存：“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 在此需注意，该词在某种情况下指城市青年回到父母一方在农村的老家，不过更确切应该使用“投亲靠友”这一词。参见第9章注42。]。本书中涉及后者较少，大部分篇幅是论及遣送城镇青年的问题。
 
 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不过，我们不会详细探讨1955到1960这段时期，为的是将研究集中在1968年开始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严格地说就是从文化革命结束时起。虽然这场运动部分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做法及惯例，但无论从它的规模、形式、动员口号，还是它在毛王朝晚期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实际上构成一桩独特的历史事件。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孔子所称的“正名”，因此也必须说清楚本书提到的“文化革命”的定义及时间界定。不是现今中国政府所提的“十年文革（1966-1976）”。假使说“文化革命”有所指，那只能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一大约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暴力斗争导致了政府体系的部分崩溃，最后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次大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是说结束了）[ 见林彪在该次大会上作的报告，《红旗》1969年第5期，页7。]。部分群众的积极参与表现出这个时期唯一的“革命”一面。这场“造反”虽然是由毛鼓励和操纵的，但也有自发自主的成分，因此不能将文化革命看成是一场简单的政变或者派系斗争。但是，在诉诸武力镇压完全降伏了红卫兵，又在1968年底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之后，1969年4月成立了新政权，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派系斗争尖锐无比，而且完全是在政权体系内部，最后以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告终，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一场政变。胜利者恰是1966年的失败者。他们将两个不同时期混在一起，统称“文化革命”，目的不外是要把下列两者全都钉到历史耻辱柱上：一是文化革命中的反官僚造反行动（当然，那是错综复杂地与法西斯式暴力纠缠成一团），另一是1969-1976年间的恐怖镇压时期，其实更应该确立为毛“王朝的终结期”。这种词义上耍花招倒真的是基于伟大舵手1974年10月发出的一条指示，认为需要再次掀起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使邓小平及其他党内斗争的赢家可以在1981年对党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并将此定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红旗》1981年第13期，页3-27。]。1970年代，老百姓未曾认可这种偷天换日的转义。受访者们主动跟我说他们是“文革后”下乡的，这显然不是指“1976年之后”，而是“从1968年底起”。1980年代两种说法都出现在非官方的讲话及文字中[1980年代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后记里有一句话，谈到文化革命，就是我所持的观点：“文革后，我们曾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几乎全部地从城市、从学校，走到了农村、边疆。”，见陆星儿《遗留在荒原的碑》页459。]。 可是，1990年代以后，只见官方的说法强占了话语权并独断独行，随着而来的就是大肆删减、歪曲篡改这个时期的历史。所以我仍然使用包含原来意思的那个词语，那是在毛及邓小平先后为了不同的因由赋予它另一个意思之前。当我列举资料出处时，如果涉及另一个定义的“文化革命”，就会把这个词语放在引号里。最后，还要再强调一件事，就是好几位西方学者以及流亡国外的老红卫兵也都拒绝接受官方现在的这种断定法[ 见A. Chan 为刘国凯写的?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所写的〈出版者的话〉页13，及?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
 
 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亦见刘国凯《封杀不了的历史》。]。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希望籍着本著作能让读者对下乡运动有个总的认识，为此我不仅揭示发起运动的领导人的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为所使用的手法，同时也会展现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后果。通过对这场运动做的总结，我们会阐明集权政府的局限性以及跟毛式乌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结果。该项政策于1970年代末中断，那时也是经济改革的开场时期，在分析此政策终结的时候，我们会再三思考这个时期社会与政府关系中出现的变化。
 
 西方及中国学者先后研究过该项政策的动因，他们都只停留在经济与人口层面。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初起，就别树一帜，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限制城市的发展：建立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以便控制人口流动，把农村出身的中小学毕业生遣返回老家，又将为数惊人的干部、专家，甚至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遣送到农村及边疆地区去。如此，中国就成为第三世界少有的，或者说是唯一的拥有一种效率颇高的制度，能够控制农民大量流入城市，甚至还可以组织一场群众运动，让城市人倒过来下到农村去。该项政策的全部，尤其是遣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措施，被描绘成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学习的榜样，至少可令他们深刻思考一番，因为这些国家都面临极度城市化以及缺少专门人才促进农村发展之类的问题。
 
 那么，下乡运动的真实情况是否与这个榜样相符呢？在提出及执行一项如此特殊的政策中，经济动机和政治意识形态动机各自的重要性在何处？缩小城乡差别，乃至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是这场运动经常用来夸耀的目的宗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西方，特别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某种狂热。政府宣传中申明的这些理想事实上又如何促进这场运动呢？而运动是否又促使了理想的实现呢？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什么意思？难道领导人怀有其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而在公开讲话中说得含糊不清吗？
 
 上述仅仅是将会摆出的问题中的某几则。中心问题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真实经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农民、干部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劳动生活。至于其它的，那会是有关运动的终结及后果。下乡运动进行了25年之久，因何理由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呢？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它应该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一个什么位置呢？
 
 今天已经有可能来总结一下这场运动了。要想完成这个总结，只能求助于一个跨学科的方法，因为下乡运动本身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形象地说，它处于社会生活多方面交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提及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触及有关城市及农村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那就不能进行研究。下乡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处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正中央，还作为不同领导派别内部斗争的赌注。此外，由于城市青年要融入农村环境中，因此涌现出社会学及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知青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上受到的冲击亦牵扯到中国的精神文明史。另外，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那么它的结果，就像原因一样，应该以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最后，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自然孕育出一批丰富的特殊语汇，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就该是词汇学家们的研究范围了。
 
 研究的资料来源
 
 对这类课题进行研究的困难不仅仅因为它是多面的跨学科的，同时也因为到手资料的可靠性存疑极大。运动开展的时期恰好是中国操控新闻登峰造极之时。当时，没有人讲求“客观”（包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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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的真实性），那是一个被疏忽甚至是被批判的概念。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筑在社会政治现实的幻觉基础上的：由工人及其盟友贫农组成的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周围，与人民的敌人作不遗余力的斗争，大踏步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政府一直以来就禁止社会学研究，包括一切有关他们自己的历史的研究。在毛去世后，尤其是在邓小平1978年底一手操纵的实用主义大转变之后，上述情况有所变动。跟着那几年，中国部分开放了，开始公布一些统计数字，包括某些回顾，社会学重新出现在教育研究科目表上。然而，政治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动，变化的局限性很快就显现出来，很多研究课题仍然是碰不得的。直至1990年代初，研究下放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运动还属于禁忌范畴。即使从那个时期以来，这个话题依然“敏感”。容许研究，但不能进入国家研究计划。
 
 直接的资料来源
 
 既然书面资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本人对付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自己多方寻找，然后再多方考证。开始的时候，主要依赖口头资料。自19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采访，毫无疑问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而对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许多专家，尤其是美国专家，在当时都是有系统地组织这类资料收集，而我正相反，都是偶发性的。一次，遇见了一些偷渡去香港的前知青，他们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两位住在该英国殖民地会说汉语的法国青年的陪同下，与这些偷渡者进行了长谈。他们给我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尤其是在农村那段时期，使我大为震惊，同时也深受感动。1975年那个时候，就像“竹幕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外界对下乡运动所知甚少。我跟这些老红卫兵谈论西方世界，特别谈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经历，他们都很感兴趣。我们决定合作共同编一本关于中国城市青年下乡经历的书，采用集体访谈的形式出版[ 见J. J. Michel & 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1978。Jean-Jacques Michel是一个集体化名，而Huang He（黄河）则是那些中国朋友创办的一份杂志的名字。 ]。那一系列访谈记录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众多资料之一。
 
 集体访谈并不经常用在社会学或口述历史上，但可以作为一项社会现象调查的极佳切入点。社会的问题就是集体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历史专家指出的，一项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会提出最有意义的问题[ 见Ph. Joutard, Ces voix qui nous viennent du passé, 1983，页225。]。在集体访问中，参加者之间互相讨论，这倒有助于填补开头的不足。当然，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参考其它的资料作补充，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求证从这些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发现我们的受访者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连他们作出的判断也都正确无误。宣传中的知青模范使用当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语言宣读壮烈誓词，而我的受访者借助真实的事例作出见证。在这两者之间，我从来未曾犹豫过，那些年轻人没有理由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用几个小时去撒谎。我信得过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态度诚恳，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表现以及让人感受到的出自内心的情感，我觉得在他们这种情况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本人愿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这种“情感共鸣”。
 
 我显然不能满足于第一批集体访谈，那时只有7位前知青参加，而且他们同属一个朋友圈子里的，经历和看法都不差上下[ 他们之中只有一位不是广州市的。这一群组中只有一位女青年。他们全都被遣送到广东的几个县（其中两位以前在湖北待过两年）。他们都在农村里安家落户，只有两名被送了去农场，其中一名在文化革命前就离开了。除了这11个人，还有一位“贫下中农”青年，也是偷渡过来的。我采访过他几次。]。因此，1978和1979年，又分别单独访问了18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后来还当了其他知青的带队干部，还有3位当年是农民，跟他们打听那时候村里人是怎么看城市青年的[ 这些访谈都是在香港的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大学服务中心）进行的，那里的惯例与众不同：免费借用场地，并享有选择采访对象的绝对自由。]。
 
 全部采访都录了音。访谈过程是半诱导式的，都是从一份统一的问卷开始，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加上许多别的问题。访谈分两次（有时三次）进行，间隔几天，每次3个小时左右。问题都是关于下乡运动的事情经过，也会问及他们当年的感受，和访谈之时对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想法。也会询问是什么驱使他们到香港来。除了3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两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带队干部在香港有亲属，所以是合法申请来港的。
 
 曾经有人说逃亡香港的大陆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如同Lucian Pye[ L.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86，页604-606。]，我也一样可以观察到，在香港接受访问的中国人远远不是拼命讲坏话给自己国家抹黑的，面对外国人他们倒经常将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这些采访构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60-1970年间完成了有关当代中国的最优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在M. Frolic, Le peuple de Mao, 1982，页257，可以找到一份不完全的美国学者著作的清单，大部分都是以对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所作的采访为主而完成的。]。
 
 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见证，还使用两种书面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及文学作品。移居在西方、香港与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发表了不少内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至于以西方语言写就的，主要参考Michael Frolic、梁恒以及岳黛云收集的资料[ M. Frolic, Mao s people, 1980，该书的法语版（见注16）是删节本；Liang Heng（梁恒）及 J.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1983；Yue Daiyun （岳黛云）及 C.Wakeman, To the Storm, 1985。2000年出版了同一类型的同样引人注目的另一本书，是描述改革时期中老红卫兵与知青的生成变异：Y. Jiang 及 D. Ashley, Mao 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 2000。 ]。1980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宣传范围的回忆录之类，多数刊登在文学杂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组系列对谈录，由著名作家收集整理，其中有些是访问老知青的[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1991；张欣辛与桑晔《北京人》，1986。]。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访者保证不登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从而让他们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一个外国学者是很难做到这点的。那都是关于弓虽.女干或非法活动等事例，一般只有参与者或者很亲近他们的人才会了解到。这对社会学特别有意义。在林林总总的见证材料中，“创作谈”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写的自传[ 就像杨绛及遇罗锦的作品（见文后的参考书目）。]也不可忽略。“创作谈”在中国是一种专门的体裁，也会以汇集的形式出版[ 见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1983；亦见马尚瑞等《北京作家谈创作》1985。]。文学作品的后记也经常是这样一种体裁，结合了自传体及对文学创作与使命的反思。
 
 我还借助了1980年代在中国发展得蓬蓬勃勃的“报告文学”，它在当时填补了在报刊上应出现而没出现的一大空白。某些小说作家有时也醉心于创作报告文学，但经常是“专家”作者写的。而经常选择下乡运动为题材的作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肖复兴，他自己本身就是老知青。1990年代陆续出现了其它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些涉及相当敏感的题材，像四川邓贤的作品[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该两名作家的作品。]。
 
 下乡运动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作，一般是知青和老知青的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志向早在农村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类文章我们仔细阅读过一百多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真正的写实主义 ，就是说既不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也不是“革命现实主义”[ 一位专业人士称之为“新写实主义”；见李怡〈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1980。]。自1978年起，有些知青在经过了几年沉默不语或被迫讲假话之后，心中升起一个愿望，要把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历练写下来。这是凝聚了一代人的文学，在其出现之初，与报道或目击记不差上下[ M. Bonni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79 : The case of the “Lost Generation” ?, 1986，页233-238。]。当然，想在社会科学上利用文学材料，必须将真实与文学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国还得分辨是否属于宣传。即使在1978年之后，“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 刘心武《这里有黄金》1980，页49。]。其实，当熟悉了中国革命时期文学的那老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作品中剔出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话而写的那些篇章或段落。可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得已已经日益减少。为了分清哪些是写实的，哪些不是，可以看文学批判以及作家自己写的针对批判自我辩解的文章，他们会阐明自己想表达什么。直接询问作者是个好法子，问问他们是哪些生活体验给了他们灵感，从而写下了哪些篇章。这也正是我所作的，与好几个作家谈过话[ 当采访是公开进行，或者被访者是作家，而且谈话内容主要涉及他的作品的某些方面的时候，会刊登出他的真实姓名。其他情形下，为保护涉及人等的匿名身份，我们只使用代号。]：阿城、孔捷生、梁晓声、芒克、张承志、张抗抗、张欣辛和赵振开（北岛）。然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至少是否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体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它的资料作个对比。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虚无假。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生活描写以及人际间情感关系的细致分析，这些在采访中是得不到的。当然，在这些材料中我只摘取了其它资料所证实了的，或者向作者本人查证过的。这样，几乎每列举一项文学资料，就可以援引一段访问或谈话记录，但是文学作品的措词比较感人，读者也可以去查原文。1990年代下乡运动继续不停地激发出新的文学著作[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王小波的作品。]或电影作品，其中有的是由已经移居海外的作家写就或者拍摄的[ 见戴思杰《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0，作者随后又根据小说摄制了同名电影；亦见陈冲的电影“天浴”1998。]。
 
 谈到老知青的见证及访谈，自从1990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动。从那年开始当局慢慢地容许，有时也鼓励人发表有关下乡运动的回忆，不过必须得在限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出版的第一部集子以及举行的第一个展览都明显地享有官方的赞助支持[《北大荒风云录》及《北大荒人名录》1990。这两本回忆文章汇编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发当天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开发行仪式。同年11月，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敲锣打鼓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1990年代还出版了上海老知青金大陆的两部重要著作：《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1994；《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这种宽容也许是想对1989年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作出补偿的一种现象，然而却引发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与电影制作的猛然激增，到了1998年运动30周年之时达到了顶点：报告文学、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老知青（包括还留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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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的访谈录、诗歌集、歌曲集、日记，甚至还有当年的爱情书信集、照相册及电视片集[ 大型20集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总编导为翟和平，原作者为晓剑及郭小东。该片集的文字本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参见本书页374，注140。]。
 
 当然， 将表达当事人观点的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做个对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后者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关纯粹历史的那一部分，就很难只依靠访谈，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有限，很少人能记得住事件的准确日期，有时还把不同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颠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人说:“报纸上是这么写的，那就是真的”[ Ph. Joutard, 见前引文，页194。]，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示怀疑，何况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
 
 当时，谈到下乡运动，报刊杂志的任务并不是报导事实，而是动员有关人等。各种出版物都充斥着模范知识青年的辉煌事迹，以及老百姓如何热烈欢呼坚决支持运动的文章。但是，如果熟悉了这些宣传的运作，而且可以与其他资料对照一下，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譬如，报刊上年复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揭发“一小撮人”的某些“错误思想”，使我们不得不想到那一小撮其实就是大多数，尤其是当看到这完全符合我们搜集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此外，报刊杂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具，使人们了解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官方公布的被遣送知青人数，等，当年政治及政府文件从来也不会公布原文（只有几次，也是在报刊上），也从没有公布过任何专门的统计数字。因此，我读了几百篇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有限的几份报纸杂志上，而且直到1978年才准许外国人查阅，《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报，两本理论月刊《红旗》和《学习与批判》，另外还有电台广播，地方报刊以及新华社的电报稿（已译成英文，主要由下列两家通讯社发表：BBC的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The Far East以及FBIS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1978-1979年以后，在中国涌现出大量的杂志与报纸，外国人可以接触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我查阅了这类报刊上的一大批文章。那些文字虽然还没有摆脱宣传职责，但比起前一个时期更能反映现实[ 列举的期刊一览表在本书参考书目的最后。]。必须提及香港的报刊，无论是日报或是月刊，在我所研究的时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这倒真是亏了这个城市享有的自由以及大陆与这个前殖民地之间的特殊联系[ M. Bonnin，?Le “China Watching” à Hong Kong?, 1980, 页102-110。]。
 
 在基本的资料来源中，还需提及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中国发表的多种官方回顾统计材料。我查阅了大量有关1949年以后的人口、就业及教育统计资料。而关于遣送知青的资料，地方统计材料在报刊上发表，或者在一些科研文章中有所透露。然而，直到1987年，才偶然地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987，页110-111。]里发现两张图表，相当详细而系统地标明1962-1979年间知青下乡及回城的人数。这些新到手的数据并没有影响我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反倒令分析更精确更有说服力[ 见本书页191-192，图表1至3。]。
 
 国社会科学学者出版涉及该课题的研究文章及著作一直拘囿于重重限制，但从1990年代初起，逐渐解禁了，其它的有关下乡运动的官方统计资料因此也就公诸于众了。有些学者因而得以接触到过去从来未见过天日的国家或者地方的统计资料汇编，然后引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统计集是由直属国务院的知青办公室分别在1973年和1981年内部发行的，在这方面是最有权威的。以上提过的1987年出版的统计集明显地是从1981年版本抄录出来的。另外两部今天能找到的统计汇编提供了各省分有关下乡运动的数字。其中之一的《中国人口》汇编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1988-1990年间陆续出版，一个省一本分册。每一分册的第六章是阐述人口迁移的，包括下乡运动，可是除了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有关广东省的那一本)，一般都不太严谨。最有价值的是“省志”，每个省都有几十本分册，整部巨著系列从19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有关劳动问题的分册里有一章专门论及下乡运动。即使不同省份的省志精确度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可惜含劳动章节的分册直至今日只出版了大约一半，这个系列使用价值相当高的，因为资料详细，其中不仅有知青下乡及返城的具体数字，还有这场运动的费用支出以及行政措施的演变。详细地读这些省志就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总的中央指示的限定，但在地方层面仍然存在可转圜的余地[ 除了省志，还有市志及县志，一般都谈到下乡运动，可是只对研究某一特定地方才有用。]。
 
 省志，以及中国学者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都丰富了我们了解下乡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国家或地方政府编汇的内部政策及政府文件。直至那个时期，我们得到的这些文件仍然是零七八碎的，是从下面两种途径找来的：当年官方报刊偶尔转载的简述、暗喻或段落，以及台湾专门机构的出版物，有用是肯定的，但很不完整，而且并不总是可靠的。1981年，知识青年办公室将1962年以后所有关于下乡运动的重要文件辑录成一集。这部“内部”选编（“内部”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无权过目），我倒获得一份，它成了研究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知识青年办公室具体执行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81。]。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革命与1978-1979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 我曾经化名在另一本著作里刊登过一些照片及大字报文本。见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1980。关于这些民办刊物以及可使用的资料来源，可参阅华达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C. Widor Documents sur le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chinois, 1978-1980. Revues parallèles et journaux muraux), 卷一1981，卷二1984。]。
 
 间接的资料来源
 
 直至1990年代中期，间接资料的特征仍是在西方及台湾学者进行的大量研究与中国公布的寥寥无几的有关材料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1987年以前，对中国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来说，深入研究下乡运动仍然是禁区，他们也不能在公众杂志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然而就在那一年，一篇介绍下乡运动历史总结的15页长文发表了，收在由几位中共党史御用专家撰写的评价“10年文化革命”的汇编里[ 张化，见前引文。]。这可能就道出了笔者在1989年初发表的那篇文章引人注意的原因。那一年，一本胆大包天的杂志[ 米歇尔 波恩（Michel Bonnin）〈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1968-1980〉，1989年4月发表在《海南纪实》，页72-78。该杂志在其短短的生命中取得了老百姓一致好评，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连续不断的镇压下夭折了。编辑组有多名老知青，由作家韩少功任主编。]刊登了它，6年后出版的《中国知青事典》又提到它，并说它“产生很大反响”[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及何岚《中国知青事典》1995，页222-223。]。该文是介绍我的博士论文[ M. Bonnin Le mouvement d 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 Chine 1968-1980, 1988，博士论文。]提出的几个结论，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在香港的一本月刊《争鸣》[ 潘鸣啸（Michel Bonnin）〈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1989。]上发表过第一个文本。看来那是在中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该课题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某些老知青见到一个外国人舍弃僵硬的语言来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那场运动的动机及意义等问题，受到了鼓舞，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并着手也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工作。首先，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比一个外国学者有更好的条件来研究这场运动。其次，他们看到这个课题绝对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最终促使了他们向当局施加压力，希求冲破研究这段历史的禁区防线[ 2000年7月26日与刘小萌的谈话。杜鸿林（见下一个注释）在前言里写道：“就连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在一本接一本地出有关中国知青的书”（页2），又在序言里写道：“我不能再坐视，坐视那些局外人士评论我们的历史，尽管那也是他们的权利，尽管那些评论也不无道理”（页5）。伯恩斯坦（Bernstein 前引）著作的中文译本出版了，其中他也提出同样的想法，希望凭借外力来帮助激励亲身参加者对下乡运动进行反思，见托马斯 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1993。]。因此，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头两本运动历史中都引用了我的文章。杜鸿林似乎是第一个在1990年底完成他的著作，可是到1993年才能成功地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里解释了延误的原因：“知青问题一向被认作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它关联到社会的安定。[ ]有关部门提出要淡化 知青 概念，建议有关知青的书要暂缓出版”[ 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1993，页1，2。]。杜鸿林出书一拖再拖，就让另一位作者火木，抢了头阵，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下乡运动史，更具有科学性，而在意识形态上并不那么“谨小慎微”，该书的结论竟然是我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一段[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25年史》1992。]。1994是转折性的一年，重要标志为一部既生动，内容又丰富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出版，由史卫民和他妻子何岚编写，他们两人再接再厉，1996年又出版了一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历史[ 何岚与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1994；史卫民与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1996。]。在此同时，他们还与他人合作编撰庞大浩瀚的《中国知青事典》（前已引述），主要负责撰写军垦农场及国营农场部分。这本事典材料丰富，相当全面地描绘了整个运动。事典的另外两位作者，刘小萌与定宜庄，后来出版了一部中国知青史，分两册（一为文化革命前，另一为文化革命后）。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有关整个下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部[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8-1980）》1998。]。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对本书，特别是第二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启发及参考作用。在此一年前，出版了一本1955年到1981年的运动历史及同一时期的大事记，可以看作是官方或半官方的[ 顾洪章、胡梦洲等人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顾洪章、马克森等人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96。]。作者本来是知青办公室的干部，像主编顾洪章，他本人就是原知青办的副主任。他们用一张夹在书中的活页，公开表明得到劳动部（事实上是劳动部分配给他们这项任务的）、新闻出版暑、宣传部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的审核[ 张化是那位经过修改给书籍出版开绿灯的人。他本人是党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第一份官方有关运动总结的作者，见前注释2。]。这两本书都很重要，不仅因为讲述了对运动的准官方评价[ 当然，这种官方背景并不只让人得益，也可能令人惧怕太“负面”的信息会被掩盖或者被低估。]，而且还因为作者当年能接触到知青办公室的所有档案，所以他们提供了有关运动历史中政府那一方面的珍贵详细的讯息，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及行政运作、负责人会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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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因此，他们在书中列举的各省的统计就成了我们所掌握的最完整的一组数字[ 见顾洪章等人的《始末》页302-306。]。
 
 除了这些特别的研究之外，我也比较有系统地查阅了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我所关注的那个时期里的就业与人口（主要是人口迁移）的研究结果。
 
 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杂志，特别是Issues and Studies，定期刊登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转载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
 
 西方资料来源主要是两部精湛不磨的著作，使我获益匪浅。首先是美国学者Bernstein，他在1971-1973年间收集了许多书面材料，还在香港访问了不少人，在此基础上，于1977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 T. Bernstein （伯恩斯坦），前引。]。他的研究集中在1968年下乡运动初期，也论及到文化革命前知青下放。他的著作是在运动结束之前完成的，当时能接触到的资料很有限，他的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这应该是我们之间对问题的判断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过，他的丰富资料与分析，乃至提出问题的清晰尖锐，都令该著作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参考。其次是德国学者Scharping。由于他不是以英语写作，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被人引用过[ T. Scharping Umsiedlungsprogramme für Chinas Jugend, 1955-1980, 1981.]，但也是功不可灭的。Scharping研究1955到1980年期间全部有组织的青年迁移。他探讨的范围不限于文化革命后的下乡运动，也涉及到以前的知青下放、农村出身的毕业生回乡问题，以及1955-1960年期间调动近2百万年青农民去边远地区开荒的大事件。但是，念及遣送知青下乡的人数如此庞大，他的著作中也就把下乡运动放在了显著地位。Scharping下了很大功夫去编写澄清遣送人数及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经济和人口统计数字。可惜，他所依据的1980年前的资料不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他很仔细地研读官方报刊，并加以慎密的思考，所以最终能清楚地阐述遣送下乡政策的演变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除去上述两部大作，大量的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在重要的国际汉学杂志刊登过。特别需要提出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两篇。1978年底1979年初，Anne Mclaren和Thomas Gold 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知青游行示威，然后分别执笔写下了他们的所闻所见[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1979，页1-20；T.B.Gold ?Back to the City:The Return of Shanghai s Educated Youth?, 1980，页755-770。 ]。Stanley Rosen的著作侧重于文化革命期间的广州红卫兵知青[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1981。]，尽管偏离我们着重关注的那个时期，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此也应该特别提到Anita Chan，Richard Madsen和Jonathan Unger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当年专门研究广东省的一个村子，访问了下放到那儿去的知识青年与该村的农民（这些人后来都逃亡去了香港），然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不是知青，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所列举的各种著作文章中找到关于那些年轻人当时生活及思想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当年我们对各自的研究都不知悉，然而巧的是有几位年青人是我们共同的受访者，这是以后才发现的[ 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1985；A. Chan, R. Madsen & J.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1992，在此书第335页有在该研究基础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一览表。R.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1984。]。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移民，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涉及问题有社会阶层分析、城市人的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获取学习机会及理想工作，或者关于下乡运动本身，这对研究1960-1970年代无疑很有帮助。由于他们的研究是追踪某些人一生的经历，因此有时有可能提供对当代历史研究有价值的资料[ X. Zhou & L.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1999，页12-36，该文后附有K. Chen 及X. Cheng两位的评论。A. Walder, B. Li 及D.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1949 to 1996?, 2000，页191-209。X. Zhou, N. Tuma及P. Mo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1997，页339-365 及?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1994?, 1998，页199-222。]。可是，面对这些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必须持有一定的谨慎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可能会对调查的原意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以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类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者”为了赚取金钱，匆匆忙忙直接把问卷填好交来，我们领教过几次了。此外，对某些人来讲，有些话题至今仍然太敏感，他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来回答问题。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为什么1968年底再度大张旗鼓地推行贯彻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为什么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并涉及绝大多数十五岁以上还未参加社会工作的城镇青年？由此出现了众多问题之后为什么这场运动依然持续了十几年？
 
 三言两语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下乡运动早在文化革命前就作为多种功能的政策存在[ 参考本书页80-91。]。在1968年底动荡的形势下，随后的十几年又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党内“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是在1959年用这个概念来反彭德怀大帅的。从文化革命开始，他使用同样的手法来反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政者的动机就更加复杂。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一清二楚，有些则隐晦不明，有些甚至是秘而不宣。在各位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头毛泽东的脑子里，对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然而就是毛，就是他发起这场运动，正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运动的合法性又全靠他自己的思想来论证。主席的旨意往往只有几行到处张贴的黑体字，而千百篇文章即刻出笼就此作出无休止的评论解读。在这种情形下，对发起下乡运动动机的分析有时不可避免地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或者甚至变成对毛的心理分析。
 
 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官方对运动如何解释，我们的观点是，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第一章意识形态动机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见 G. Bennett, 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 P. Cell,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 L. Greenblatt, “Campaign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efiance in Chinese Society”, 刊登在1977年出版的 A.A. Wilson编汇的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页82-120。前两本是我们所知的唯一系统阐释1949年以后群众运动现象的著作。然而，本书以及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所知道的一切都与Bennett书中的论述相反。他认为1949年建立的政权是“参与者为本的民主”，而群众运动就是这种“民主”的得天独厚的方式。至于Cell的那本著作只给我们提供很少有关运动真实的资料。作者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与其他人绝对不同，他也相信“规范性激励”(即运动中的宣传和动员)具有神奇的经济效力。可惜,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府的宣传中，68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指示在第二天的报纸头版又再重新刊登。]
 
 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义。“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 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早在文化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 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 浙江省７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的批示”，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引用，《红旗》第13期，1964年7月14日,页32。]。他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学院式并充满竞争的教育制度在培养着一批毫无真正实践经验的新精英，而且他们通常出身于干部及知识分子家庭。
 
 毛一向心怀反知识分子的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 有关毛泽东的反知识主义及他的思想中的其它民粹主义色彩，可参考M.M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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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第3章。在方苏的文章〈千家驹谈毛泽东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里，可以找到一些毛敌视知识分子的意味深长的事例，刊于《九十年代》1994年4月，页90-93。]，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已构成对年青人思想的严重危险。1964年他曾说过：“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 ]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464。]。早在1958年他就一再肯定：“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青人”，还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 同上，页176-177。]。到了1965年，他索性要求所有中学毕业生在可能上大学之前到农村、工厂及军队去干上几年[ 同上，页626。]。
 
 毛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由来已久，不过随着文化革命变得全面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被非正式地列入“黑九类”，并被那些极左派称作“臭老九”。须知当时城市里的整整一代人已成为“知识分子”了。其实，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进步之一乃是在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和在农村发展教育[ 1966年有1250万个中学生，而在1949年仅有100万个。参考《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1001。]。这种新形势在年青人心中孕育了对未来强烈的向往，他们希望继续学业(上高中或上大学)，或者得到一份与学历相当的“白领”工作。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的发展都不足够满足他们的愿望，因而怨声四起。
 
 令毛担心的是城市里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即将来的精英），他们不再认同老一代的价值观。他曾这样谈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 ”[ 《红旗》1964年7月14日，第13期, 页32。]。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E.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页221-222。]。这个时期的毛有着一种狂热的，或许是绝望的意愿，要和Max Weber称之为“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的常规化”决一死战。这种常规化的明显特征之一就表现在放弃以革命道德为标准来择优，而是采取建立在通过考试选拔的基础上同时也考虑世袭身份地位的制度。按Weber的理论，这个制度可称为半传统半官僚的[ J.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chap. I-1, 特别注意第 26-27页上的图表1-2。有关“魅力领袖威权”(也叫“卡理斯玛支配”)的概念，可参考,《韦伯作品集II: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下乡运动的作用之一就是割断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强迫所有的中学生去当农民，只准以生产劳动及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态度为标准来考虑提升与否[ 1963年毛曾经提出为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依赖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见《红旗》第13期，1964年7月14日,页31-32）。从1968年起，宣传重点就不断强调知青必须投身到“三大运动”中锻炼自己。]。1970年大学重新开放以后，被批准入学的城市青年并不是以学业成绩筛选出来的，而是根据他们在农村的表现， 由“群众”的意见决定的。这类意见也同样决定他们能否在当地得到提升.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典型的“魅力领袖”制度要求个人表现重于个人出身，但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家庭成分在社会各项工作的提升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随着毛泽东不停地号召要加强阶级斗争，对出身不好的人们的歧视就更加深。而那些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证明是对革命忠诚的，则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美名。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去解释这种矛盾内含的意义，但须加以强调，因为千百万年青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际影响[ G. White,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其实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造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义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的思想。1968年12月22日文汇报社论这样解释：“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旧学校中，受的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社论，刊于FBIS, 1968年12月24日。]。1967年5月，正是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毛曾明确地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示失望，并决心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676。]
 
 1971年4月5日到7月31日期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自从该会议纪要经毛同意在8月13日公布以后，他对49年到66年间的教育工作的完全否定的观点就成了官方的统一语言。纪要认为，建国后的17年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大多数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后来就沉重地压在各类“知识分子”头上，直到1979年3月19日该纪要正式撤消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37-440，544-545。]。
 
 毛从来都认为，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的方法就是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在1939年曾经写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256。] 。三年以后，在延安的第一个下乡运动就是让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艺术家们到农村去工作，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从而熟悉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倒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存在于农民意识里的“封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所以这些外来者们并不停留在共享乡民们的生活，他们扬言要改造，甚至指手划脚，因此在他们与农民，特别是当地干部之间引发了大量冲突[ M.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页224-229。]。
 
 在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中，上述的那种相互影响对方的关系还存在，理论上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既是农民的学生又是农民的老师[ 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19世纪时也存在于俄国民粹主义者之中，见前引M. Meisner，页84。]。知青首先需要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自觉地自我改造”，此外还担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特别是要“帮助农民识字、讲卫生、破除迷信”[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第一版。]。自1968年起，总是要求知青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 的思想层面则不再提及了。只是强调知青在与农民接触时应该表现虚心[ 例如，《人民日报》1968年9月6日第二版；上海电台广播，1969年7月11日，刊于SWB, 1969年7月18日。]。
 
 “再教育”的意念其实是一面倒的：是贫下中农来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而后者只有在证明改造好了的情形下，才能被群众接受[ 《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社论，刊于FBIS, 1968年12月24日。]。
 
 可又怎么证明呢？知青应该抛弃哪些思想及价值观？又用什么来替代呢？他们必须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歧视劳动及劳动者、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对家以及城市的极度依恋，还有只顾个人向上爬、对大众事情漠不关心、对阶级斗争无动于衷，一句话，自私自利，甚至是“自我”的概念[ 一篇宣传文章谈及一位决心自我改造的女知青：“她决心要彻底铲除盘踞头脑的我的概念”，该文登载于《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年9月号，页32。]。而他们应该学习的是一切“无产阶级”的优点：刻苦耐劳、热爱劳动（特别是又累又脏的活儿）、生活艰苦朴素、关心政治和阶级斗争、特别是为了国家及集体利益有勇于牺牲的大公无私精神。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电台广播稿件都同一口径地吹嘘这些优点，经常是通过作为知青代言人的模范人物来转达。比如金训华，他学习雷锋战士好榜样，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生命，死后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日记[ 有关金训华，主要见《红旗》，1969年11月29日，第12期；亦可见《中国建设》法语版，1970年第5期，页10-15。]。宣传机器进行各种说教，无一不指出艰苦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在物质上得到什么。吃苦，首先是为了革命化。就像在冬天，地冻得跟石头一样硬，有人要去挖井，表面上看可能很不合理，但如果他的首要目的是在艰难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合理的了[ 范玉松, 〈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抚育我们成长〉，《光明日报》1970年7月10日，第3版。]。
 
 知青们从事这种英雄式的劳动，他们认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如何证明自我改造成功了呢？非常简单，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接受毛主席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当一辈子农民，“扎根”农村。年青革命者“要心在农村。要从思想上做到安家落户。这就要下决心准备踏踏实实地捏一辈子锄头柄”[ 《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社论，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复杂，但得坚持不懈：城市青年们必须从内心世界改造成农民，“和贫下中农有同样的思想感情”[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第一版；《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社论，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报章上的农民形象既崇高又浪漫：“当农民光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畏艰苦的革命精神，冒着狂风、暴雨、烈日、严寒，战胜千灾万难，最后夺取了胜利”[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社论，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
 
 为了加快改造,知青本身也需要经受考验，参加农田里的艰苦劳动，因为只有体力劳动才能最有效地消除修正主义思想。上述的知青模范金训华在刚到农村的时候这样写道：
 
 “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练。”[ 《红旗》1969年11月29日，第12期，页9。]
 
 别忘了，农民的革命优秀品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校的教育就会令其变质。翟秀珍就是一个例子。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1955年初中毕业，但她嫌弃农村工作，正是因为“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9月号，页32-34。]。为了重新净化思想，她得通过一系列的考验，越是令人厌恶的活儿越是要去干，比如说用手从牲口的肛门里把粪便挖出来，最后她成了阉割猪崽的专家。身体越肮脏，思想就越纯净。在这个自我完善的每个阶段中，指引她一步一步前进的是“圣书”，当然就是毛选了，特别是伟大领袖当年那段清楚不过的话语：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同上，页32。语录引自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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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靠体力劳动是不够的。农民还必须帮助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评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教导他们。一个别开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忆苦思甜会”，会上由一个老农讲述以前受过的苦，然后与今天的甜作比较。对知青来说，农民因此变成了模范人物，变成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师[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4月号，页40。]。虽然知识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还是要拜农民为师。这显然赋予了农民极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及民粹主义方面没有充分认识，那就会对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农民地位高于城市人的现象莫名其妙[ M. Meisner, 前引，第二与第三章。]。且听听毛泽东在文革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表示：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就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 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1966年2月18日，刊于“毛主席文选”，编者不详，页87。通过红卫兵刊物传出的毛谈话版本之间都稍微有些不同。另一个版本的日期是1964年2月，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当然，有幸能得到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并以其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交付给我们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光荣任务，[ ]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让他们尽快地成为既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堂”，政府的宣传中农民们就是这样表明他们的态度的。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因此，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村子里，就算在半夜，他们之中有的会立刻起床，连夜在油灯下学习[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 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法语版，1970年5月号，页14。]。
 
 联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已经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镇青年将会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这种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这些农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万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革命前，1964年1月通过的有关上山下乡纲领文件曾经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期待有过意味深长的解释。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文件明确指出，插队到农村去的人需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生活自给，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庭，但是想让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那就需要“更长一些时间”[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43。]。毛认为这种可改造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者的成功典范。这就是他1942年5月在有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 ]，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 ]。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808。]
 
 1942年，毛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随他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他为榜样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那个时期去了农村[ M.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页224-229]。到了1968年，轮到千百万青年人被送去当“新型农民”。不难看出这种“新型农民”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变种，只不过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要比他更乐观更执著地去力图塑造[ 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壮志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是这类尝试的绝好典范，成败与否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
 
 缩小“三大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目标并不止于此。尝试塑造新型农民，也就表明了要消灭社会分工的决心。所有的报刊杂志都一致强调下乡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缩小并消灭“三大差别”（工农业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这个概念是从斯大林那里借用来的；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版，页25-30。]。要知道，这些差别的消失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这么看来，发动这场运动的野心可谓不小啊！“下放知青去农村[ ]是一件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 青岛广播电台，1968年12月22日，刊于SWB,1968年12月30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个长期的根本的战略方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就是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消灭这三个差别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市里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到农村去，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社会革命”[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毛及其追随者们的传统手法是抓思想，这也就成了搞革命的特有法宝：“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页320。]。人是“主要因素”，首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体力劳动者。文化革命前，还会谈到双向的改造，就是说农民也得知识化：“知识青年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使自己劳动化，同时帮助农民知识化”[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
 
 两化（劳动化--知识化）双向并行到了1968年就不像文化革命前那样了，逐渐成了单向独行了。虽然知青对农民精神面貌的影响不再被认为是有用的了，但如果农民与知识分子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互融合，那依然是最理想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强调的融合是知青单方面把自己投入农村的结果，而不是相互改造进程的完结[ 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在缩小年青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的方法上，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Lavrov为首的那一派强调必须教育农民，让他们向知识分子靠近。而巴枯宁派则主张自我改造成农民，但事先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强加于他们所想像的“农民”。（R. Wortman,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页15-17）。1968年后在中国明显占优势的是巴枯宁派的观点，而在延安时期及文化革命前所表述的可以看作是两者的混合。]。
 
 然而，就算农民不需要知青来改造他们的思想，知青总还可以帮助他们，向他们输送各种知识。农民一直是被积极鼓励要加强学习，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当“新人”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行业之时，他们就有可能事实上取消社会工作分工。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使这个理想在中国实现了。毛在指示中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学习解放军，除了本行业以外，还得从事其他的活动。农民得学文化、军事、政治，等等，同样，学生要去学工、学农、学军事、学政治[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642-643。]。完全实行这种乌托邦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么做，就会导致经济大混乱，不过部分实行倒是尝试了。全民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的阶级斗争（由他主持的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一部分人到解放军或者民兵中去接受军训。此外，许多干部被送到“学校”去干艰苦的农活儿，这类学校就叫“五七干校”[ 干部在这些“学校”生活的具体例子，参考杨绛，《干校六记》。]。至于工人，他们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业，但有的工厂成立了附属农场，而有些农民在农村的小工厂或者甚至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此强调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思想角度上讲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工厂也一样在生产和体力劳动中培养人。工厂固然有其实际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农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认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安置在农村比安置在工厂要高明得多。虽然伟大舵手本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述过这个观点，但在当年发表的鼓励下农村的所有讲话中都一而再地明确暗示过。因此，将所有青年毕业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应征入伍）下放到农村去的政策被美之名曰为“一片红”，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编派去了工厂，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红”，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了[ 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指责之一是他们认为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据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 1978年11月27日。]。到工厂去就没那么先进，因为这只涉及到一种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到农村去还能缩小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谈到有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目标之时，为这场运动开路的宣传机器则步步紧逼地强调最艰苦的物质环境是最能锻炼青年人思想的，那就在农村。一个从北京来到延安的女中学生曾高呼：“一个地方的条件越困难，对我来说就越有可能把我铸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6月号，页24。]。也正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因而最能磨炼年轻人[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计划大跃进创立了农村公社作为主要基石，虽然失败了，毛并没有对提高农业劳动集体化程度失去希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以及1969年的学习大寨运动，都证明了这点。因此，知青去的地方正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战斗的最重要的战场。
 
 除了这些对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合理”论证，必须加上另一条“的确存在”的事实：毛的个性与经历。“东方红”一歌唱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毛的这个中国，他所熟悉的和他所热爱的中国，正是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而城市对他来说总是陌生的[ M. Meisner, 前引，页61-72。]。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反，毛无需特意“去”农村，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不过，他又“回去”了，那是在他感受到打进城市进步知识分子圈子的可谓惨痛经验以后。这种经验只会令他少年时期就具有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滋生出某种报复心态。年青时期，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毛的信念中的一些独特观点对他在60年代的思想演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后就表现在他对下乡运动的论证上：颂扬体力劳动和英雄主义，自然也就认为实践经验高于一切精神认知[ 李泽厚，Mao as a Young Intellectual，刊于 A Study on Marxism in China ，页93-126。]。
 
 1964年，在他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毛声称：“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549。]。这句心里话揭示了毛是如何怀念“他的”早年革命，又如何轻视一切从学校学来的知识。中国传统概念上，“绿林”是指亡命之徒和强盗土匪，亦有称之为“绿林好汉”的。对毛来说，这就是农村根据地，先在江西，后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成长，毛也是从这些地方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领导党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然而必须指出，毛确在中国成功实践了这一战略，但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从农村开始干革命的。毛不过继承了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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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李曾经发现俄国民粹派就是那么干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当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在一篇名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里，他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得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页146。硕]。
 
 整个运动期间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根子是农村，特别提到井冈山，尤其是延安的经验。这两个地方亦因此成为上山下乡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目的地。就是这样，1969年初，一万多名北京知青出发去延安“接过革命火炬”。他们的行程完全就是一次朝圣仪式。他们一到达，就和农民交换毛泽东像章及小红宝书，然后由农民带领参观南泥湾[ 这个位于延安东南边的地区在1941年3月以后被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旅开垦出来，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粮食自给自足。后来，就披上了革命神话的色彩，成了政治理想主义及艰苦奋斗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能取得胜利的象征。]，在伟大舵手住过的窑洞前面朗读他的语录。有人做出一个对比：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军事封锁线”投奔延安，而今天知青该是冲破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他们思想上设置的“精神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4月号，页40。]。官方特意给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一层象征性的再革命的色彩，这一直坚持到林彪身亡以后，但是狂热性当然不如起初了。比如说，1975年，报纸上刊登了一位革命老战士的讲话，他向湖南家乡的知青们解释说，我们应该学习怎么用针线，那倒不是为了补衣服，主要是为了继承延安革命者的光荣传统，他们那时候自己织布作衣服[ 〈革命传统代代传〉，载于《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4版。]。
 
 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怀古思旧的情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被看作是培养青年的理想天地。为了挽救革命及防止修正主义演变，毛决定让城市青年离开腐蚀他们思想的学校，去重新感受几十年前他自己体验过的实际经历。老革命家们（首先是他自己）是在农村锻炼成长的，对那些准备把革命棒接过来并保证延续已开创的事业的人来说，那里自然是最好的学校。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重复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 1967年真正为着革命理想而自愿下乡的知青并不是一时糊涂搞错了，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失业问题。这些狂热的毛派分子看到城市里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明争暗斗，感到非常厌恶，而他们所向往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只能在农村实现（摘自1986年6月30日与M. J. L.的谈话）。下面这句话是从专门论述革命历史的一篇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将革命与下乡运动象征性的联系表达得一清二楚：“五十年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下乡上山的中央委员”；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二》，页48。]。
 
 由于这场运动，不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连城乡之间的差别也都缩小了，中国在此同时向共产主义又迈进了一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尝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教义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毛认为他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能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成功。对他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而制定的“伟大战略措施”。
 
 降伏红卫兵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S. 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页239-242，作者在书中纪录了一份中央发出的“警告”，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出红卫兵造成的动乱规模。]，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J. Esmein,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页321。]。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7月27日起毛和激进派们就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3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 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十月》1986年第6期，页19。]。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遣送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 J. Esmein, 前引，页322；《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一版。]。然而，这些青年们迟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 H. Mandarès 等, Révo. Cul. dans la Chine Pop.。]。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见本书，页95-106。]。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 1977年在上海贴出的大字报指责张春桥利用下乡运动把在文化革命中反对过他的人全赶走；见New York Times, 1977年1月19日，在Bernstein的书（前引）中也有引用，页288。]。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 例如，吉林电台广播，1968年9月4日，刊于SWB，1968年9月12日。]。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 《文汇报》1968年12月21日社论，刊于SWB，1968年12月24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戎边，中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1949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年毛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130。]。1954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条例，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 J. A.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An Introduction, 页20-25。]。就这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 文化大革命 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 王泽厚，陈玉光，〈试论我国人口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页14。]。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镇居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页19；1979年2月我们在北京民主墙亲自拍摄的大字报照片。]。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 K.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in Chinese Politics?, 载于 H. J. Ellison主编的 The Sino-Soviet Conflit: A Global Perspective, 页7-8。1969年林彪发出的1号命令就是要求所有有可能加入苏联建立的傀儡政府的人都必须迁出首都。]，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 见本书，页114-115。]。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 文化革命中，某些从农村回城“造反”的出身不好知青表示他们被下放就是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怀有不满情绪；见《支农红旗》，1968年第6期，页1。]。
 
 加强毛的“魅力领袖”式威权
 
 官方从来没有公认过利用上山下乡运动把危险分子逐出城市，不过报刊上不断地宣讲该运动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这在当时，具体来说就是：巩固毛的政治路线的权威，防止“刘少奇之类的修正主义分子”回笼。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上山下乡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的问题。下乡运动当然只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它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因此不可忽视。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他自己年青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须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 这场运动其实跟1954年的宪法是矛盾的，就像有关居住的法例，第90条明明规定理论上保障中国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本。]；毛因而确定了文化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他也更加确定了“他的”威权。正像Lucien Bianco指出的，毛执著地要预防魅力领袖式威权的常规化并不是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魅力领袖式威权是他自己的[ L. Bianco, ?Essai de définition du mao?sme ?, Annales ESC, 5, 1979, 页1105。]”。他向他的政治对手显示这种威权，同时也施加于整个社会。Hanna Arendt曾经这样写道：“极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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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 H. Arendt, Le système totalitaire, 页27。]。原则上说，下放几百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扎根一辈子”，毫无疑问，那就是“运动”中国社会的绝好办法。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日报》1970年7月9日社论。]。毛本人是否完全意识到加强他的魅力领袖式威权这一动机呢？很难说。他的威权作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他的第二天性。然而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化革命划上了句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续发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夺得的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肆宣传意识形态目标占首位的背后还隐藏着经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动机。我们将要谈到的另两种动机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中一方掩护另一方。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
 
 毛在1968 年12月的指示不仅被当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英明决定”[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在一个以农为主而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农村当然是一项根本任务，其中就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农业合作化令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955年，毛就已经发出人所尽知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卷二，页795。]” 。
 
 这后一句就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不同阶段不断重复的固定词句。开始的时候，这段话不过是毛看了一篇文章后所写的按语，该文介绍合作社如何使用毕业生[毛曾为河南省郏县大李庄写下了这条按语，这个庄子后来成了模范人民公社；见本书页132-133。]。当时急需寻找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为四百万新成立的合作社担任会计出纳工作[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1日第一版。]。毛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毕业的农村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回乡去当会计、技术员或者教师[ 从1963到1965年，多篇文章都谈到有“4000万知青”在农村。事实上，那个时期只有几十万城市知青。其余的是把只要上过一天学的农村青年都算在内的粗略估计（见T. Bernstein, 前引，页23；定宜庄，前引，页326）。更有意思的是，共青团中央在1962年曾计算过，在农村大约有3000万“知识青年”，就是说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他们约占同一代人的1/4（见定宜庄，前引，页326）。在参阅文化革命以前的文件之时，千万不要忘记当时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是被算作“知识青年”的，但在城里就不一样了，必须得是初中毕业的。到了后期，似乎都把中学毕业当作厘定“知识青年”的标准。我们没有找到有关全国范围内1968年后回乡知青人数的资料，不过，在新疆，在1968-1977年间共有9万8千名回到了农村，同时期有25万8千名城市知青下了乡（见《新疆通志-劳动志》，页70及72）。]。他们的返乡毫无疑问一定能帮助发展农村，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那里已不再能容纳所有来自农村的毕业生。
 
 但后来不只是他们去了农村，城镇毕业生也被牵扯进去了。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3500万公顷的荒地。这场由勃日涅耶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30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 M. Malia, La Tragédie soviétique, 页418; M. McCauley, Khrushchev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griculture: The Virgin Lands Program。]。1955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1954年2月20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词的评论[ 《中国青年》1955年第二期，页1-4，37。]。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6月底起予以转发[ 定宜庄，前引，页43-44。]。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反复宣传的典型。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不遗余力地称颂青年们的开拓精神、愿为发展祖国农业自我牺牲的决心、为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作出的贡献，还有他们放弃脑力劳动而选择了体力劳动的革命情操。这类美言美语在中国以后的宣传机器里不断地重复又重复。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始创者。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宣传中加上了一段赫鲁晓夫从没说过的话：城市里没有足够的工作，中学大学里也没有足够的学额来满足所有的毕业生。
 
 事实上，与苏联模式相比较，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譬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自1957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已开发的农村，而不送去开荒了。
 
 宣传部门跟统计部门一样，永远也分不清两类不同的知青，因为农村知青和城镇的一样对农村存有偏见。他们很自然地就认为接受了教育，拼老命得到了文凭，这就能允许他们从此告别农村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因此，必须不断地提醒所有的知青，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1日第一版。]。另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就有必要成为第一代会算、会写、又会使用农具的“新型农民”[见《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这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义务。毛在当时也不乏赞美青年之言论，他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20日；《中国农村》，前引，页959。]。他强调青年“最少保守思想”[ 引自《中国农村》。]，推动农业发展和荒地开垦都需要他们的这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除了继续革命，新一代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支农青年”一词在当时经常替代“知青”一词，这就说明政府是把发展农村看作首要目标的。 到了1968年，这个目标就下降到了第二位，不过并没有在下乡运动的宣传中消失。1968年8月24日河南日报还发表文章，鼓励“红卫兵小将”要一辈子当“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农民”，这样就“一定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 一穷二白 面貌”，“又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即将来临”[ 《河南日报》1968年8月24日，刊于SWB, 1968年9月4日。]。
 
 但城镇青年又能为农业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呢？我们在上文谈过他们可以当会计或者教师。他们也可以在农业机械化和普及现代农业技术方面做些事情，例如搞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提高土地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量。他们还可以做卫生员或者“赤脚医生”[ 根据毛在1965年的指示，农民或者知青在当地接受短期医学培训后，就兼职当医生。]，协助推广农村的保健工作。在整个60年代初期，知青这种能致力现代化的作用一直被置于首位，并持续到文化革命以后。另一类贡献（前面已提及）这时逐渐升到了第一位：政治工作。开始只是普通的宣传工作（给农民读报纸、读毛选），之后通过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活动，直接参加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会[ 从1962年开始，毛发起的各项政治运动的靶子都是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敌人”。]。
 
 然而，上述各点都属于比较特别的，首先要求知青做的是下地干农活儿。这就使我们怀疑运动的首位目标究竟是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在干农活儿上，他们一定不能胜过农民；此外，农村最缺乏的并不是劳动力。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后，中国政府承认农村劳动力有一大部分是多余的[ 新华社讯，1984年3月13日，刊于FBIS, 1984年3月16日。]。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2年曾写道：“为解决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398。]。1968年底在报刊上可以读到：“在农村安置知青及城镇居民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言外之意就是也有这个目的），还有：“我是个青年，蹲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5日，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既然这后半句话的真实性极为可疑，所以要在前半句里寻找真正的因由，那就是城市里人口过剩，从而带来失业问题。注重这个因由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知青被送到比较“兴旺发达”的农村[ T. Bernstein, 前引，页63-67。]，而不是到可能需要他们的知识甚至他们的劳动力的最落后的地区。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上海知青安置在该城郊区[ 汪力田、李平，〈上海三十年来劳动就业的回顾与展望〉，载于《社会》1982年第一期，页9：知青中49万多遣送到市郊，而60多万则遣送去了外地。]，那是中国发展得最好、人口最密集的农村地区之一[ 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可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4.63亩下降到1979年的1.78亩，从全国来讲，从1952年的9亩下降到1981年的4.8亩；见章長根，等，〈上海的人口状况和问题以及我们的建议〉，载于《人口研究》1981年第二期，页32；康久盛，〈亦工亦农人口与农业劳动力转移〉，载于《社会》1984年第四期，页19。]。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百分之十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者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967-1979期间的比例是15.5%，但是如果不把下放到郊区农场（由直辖市管理的国营农场）的上海青年计算在内，这个比例就不会超出10%，因为那48万多下放到郊区的青年的大多数都在农场。]。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因此城镇青年总是被送往有能力接待他们的农村集体，无需国家提供过多的财政援助[ 国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付出代价的问题将会在本书第204页专门探讨。]。假使发展农村的目的高于一切，那问题就得倒过来了，就是说，本该把知青送往落后地区，把钱财集中资助那边为数较少的人。
 
 但事实上，知青们经常被大量地送去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会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的地区。 看来，在大肆张扬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主要目标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所谓目标只起掩人耳目的作用。不可否定领导人的脑子里还是想尽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开发荒地或者去搞农村现代化。
 
 至于边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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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除了发展农业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接受过军训的汉族青年安插在那些少数民族集居的战略上相当敏感的地区，有助于加强战备防御。为了突出他们与一般支农青年不同，称之为支边青年。文化革命前，为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遣送了大约十万上海青年。这个地区之所以特别敏感，是因为有一条很长的中苏边界线，那里生活着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有的大多数同宗是居住在苏联境内靠近边界的加盟共和国。把上海人迁徙到那儿去，主要是考虑到中苏关系紧张而且冲突频繁，加上某些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亡到苏联去[ 见J. T. Dreyer, ?Go West Young Han: The Hsia Fang Movement to Chinas Minority Aras?, Pacific Affairs, 48(3), Fall 1975, p.353-369; L. T. White III,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79, september 1979, p.481-510.]。1965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呈上一份报告，提议在黑龙江成立同样的一个兵团，因为“苏联霸权主义者对我国黑龙江省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日益加剧”[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页195。]。后来，虽然被文化革命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兵团最终在1968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随后的3年里，中共领导人万分恐惧苏联发动突然袭击，1969年3月发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大批知青从多个大城市陆陆续续被送往那个地区[ K.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同一时期，为数众多的知青也被送到了内蒙边境地区。在当时从来没有大力宣传上述的这种动机，但往往是号召年轻人“去农业生产的最前线，去反帝反修斗争的最前线”[ 上海电台广播，1969年7月8日，刊于SWB,1969年7月18日。]。到少数民族中去掺沙子以图控制他们，这可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刊上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谈论过，不过倒是表扬过好几个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知青模范[ 见J. T. Dreyer，前引，页355； ?La campagne est aussi une université(农村也是大学)?，Littérature chinoise 法语版，1974年第二期，页75-87，尤应注意页86。]。然而，为达到这些目的并不需要遣送那么多人到这些地区。迁徙城镇青年毕业生也根本没有必要。譬如50年代期间，当局组织迁徙青年农民去边境地区开垦荒地[ T. Scharping, 前引，页130-136。]。从50年代初起，解放军农场就容纳了许多复员军人，通常是农民出身的，既会拿枪又会拿锄头。所以无论是保卫边疆，还是往少数民族里掺沙子，甚至是发展农村的目的，假使与其他的动机相比，像为城市解除沉重的负担，那就都显得很次要了。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总是一个很难触及的棘手问题，因为失业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专有的先天不足。因此，理所当然的，宣传部门只会大谈光荣任务正等待着远赴农村的年青人，而不提如果他们赖在城里不走会引起严重后果。直到68年底，知青运动再次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提及，不过是运用很审慎的方式。所以，为了研究这种动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得依据领导人过去的讲话，更要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与政府当局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毫无疑问，下乡运动和城市就业与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联系。中国政府很早就已经表示出对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忧虑。1951年开始制定的户口制度刻不容缓地把防止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当作主要目的[ 关于195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以及建立户口制度的问题，参见C. How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1957; H. Y. Tien, China s Population Struggle; L. T. White III, ?Deviance, Modernization, Ration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in Urban China?; K. W. Chan,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T. Cheng & M.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 s hukou system?.]。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政府也发出了劝谕，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 1957），仍然有不少人从农村涌入城市，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失业问题[ C. Howe, 前引，页49-73。]。正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首先采取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农村出身的青年毕业生遣返回乡。1953年起开始进行宣传，第二年就广泛推行了，甚至没有等及毛在1955年12月发出号召（前文已述）为这些青年人祈福。在1955那一年，还跨出了新的一步：以苏联为榜样，部分城镇青年被送到垦荒队去了。共青团中央及其总书记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城市就业和学校学额不足的问题，这一行动也是个解决办法[ 定宜庄，前引，页44-45。]。
 
 1956年，把上山下乡运动和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并正式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亦称“农业纲要40条”）[ R. R. Bowie & J. K. Fairbank,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 p.126.]。1957年，形势更加恶化，当局深信失业乃是个结构性问题，从而有必要长时期地将部分城镇居民迁徙到农村去。当时很清楚，主要是号召高小初中毕业生，既然在城里无法升学又找不到工作，那么到农村去也是一条出路[ 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第一版。]。
 
 城市青年对学校没有安排足够的位子表示不满，毛间接地为他们作了解答：“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 ，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页187。]。不难看出上山下乡运动被利用来掩盖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可以找到给自己安排的位子。当年，不是毛，而是由刘少奇出面负责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把下乡政策这一苦果强咽下肚。刘并不掩饰当初决定搞下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他仅仅鼓励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还给他们勾勒出一幅美景：从事几年农业生产之后，说不定能得到提升，当干部、教师或者技术员[ 主要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重要社论，是根据刘少奇几次讲话综合而成的。]。
 
 下放知青因大跃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60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开锣上场，这次当局愈加深信，为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持续这场运动并向纵深发展。1964年，负责就业问题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声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 1970）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只能招聘五百万工人，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六百多万人将面临就业问题[ 《支农红旗》1967年第3期，页3。]。这个预计是既不详细又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预计招聘人数），不过也算是有价值的了。最初是由一份红卫兵杂志透露出来的[ 《支农红旗》由一些1960年代初期下乡的广州红卫兵发行的地下刊物。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们提供的消息被半官方的消息来源中心证实完全无误；见顾洪章等，《始末》，页76。]。事实上，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政府在当时非内部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含糊其辞，尽管如此，却不隐瞒就业问题与遣送知青下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解放日报》1964年2月27日，刊于SCMP(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1964年9月11日；《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1968年伊始，对这一动机的表态就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过还没完全闭口不谈。在极少的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场合，总是当作次要问题一带而过。7月份，人民日报斩钉截铁地说：“动员毕业生下乡绝不单纯是就业的问题”，还说负责干部应该明白这首先是“搞革命”。到了掀起群众运动之时，则暗中承认了失业与下乡之间是有关联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树立（甘肃）会宁县为榜样，因为他们向农村迁徙了995名“住在城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其中“包括一批知识青年”。
 
 这个榜样显示出掀起下乡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于失业问题，而且也因为城市化的代价太大了。会宁县的居民终于“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 ，会给国家增加负担”[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们反对依赖农村生产去发展消费城市。他们要的是刻苦耐劳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费，又能高生产。这种愿望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出自农村，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外国对华侵略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令共产党人对城市有一种怀疑及蔑视的态度。所以，1949年当毛宣布政治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特别强调有必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382-383。]，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警惕城里等待着他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并鼓励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同上，页393。]。在掀起大跃进的期间，当局就一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依旧顽固地占据着城市，而不是农村[ M. Meisner, 前引，页65-75。]。同样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写成是一个会令人变“懒”，甚至变“修”的地方，因为某种情况下在那里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农村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责备那些人懒惰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似乎都是不得已处于无业状态的人们，其实这个政策暴露了要建造“生产性”的城市的强烈愿望，要将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数减到尽可能的低。]。
 
 从1957年起，下放年青毕业生去农村就和城市供应挂上钩了[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当时也肯定了必须限制城市各类设施（住房、交通，等等）的支出费用。然而这一切随着大跃进的欢乐激动烟消云散了。结果是在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上真的实现了一个“飞跃”。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国家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一跃而成进口国；粮食储存几乎是零；国库也见底了[ N. Lardy & K. Lieberthal, Chen Yun s Strategy for China s Development, p. XXIX-XXXI。]。精简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因此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之一[ 新华社讯，1962年4月16日，刊于Hsinhua News Bulletin, 1962年4月16日。]。提出“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加强农业战线”[ 同上。]，这意味着还有“然后”，就是说城镇的原居民也得离开他们的出生地。果然，60年代初期下放到农村的城镇青年的数量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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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高得多。
 
 城镇领导干部们所担心的不只限于经济问题。游手好闲的城镇青年如果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堕落为犯罪分子。本来就有了种种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现在又加上了要减少城中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心。然而在这一点上，传媒依旧慎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直截了当。1968年底，激进派大本营上海的一份报纸明确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假使一个人有好好的两只手，可又拒绝工作，假使他游手好闲躲避生产劳动，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会用这两只手去做坏事[ ]。有的知识青年以为可以在上海混日子继续游手好闲[ ]。他们真的是无所事事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他们在干非社会主义的事情。”[ 《文汇报》1968年12月23日社论，刊于FBIS, 1968年12月24日。]
 
 到了1966年，人民日报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作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的解释：“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 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 《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1966至1968年期间，上海原本准备分批逮捕从教养所释放出来的年青犯罪分子，然后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要不，就去蹲监狱）[ 叶辛，〈在醒来的土地上〉，《十月长篇小说专刊》，1983年第二期，页53。]。把下乡运动当作是减少城市犯罪活动的办法，这种念头并不是激进派专有的。谭震林在1964年就已经论述过：“人太多。要是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劳动，他们就会待在城里，不干活儿，可得吃饭。有的就会变成流氓[ ]。所有在城里不能找到工作的，包括反动分子，都应该送到农村去”[ 《支农红旗》，1967年第三期，页3。]。
 
 上面所引述的让我们看清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社会经济动机是如何与当权者进行政治镇压的决心连在一起。1968年以后，似乎必须从城镇疏散更多的人口，因为共和国成立后头10年内出生的那一大群孩子已经到达了就业年龄。
 
 所以，尽管政府当局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谨慎少言，但减轻城镇压力的目标似乎在掀起68年的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研究该专题的西方学者都将此放在一个甚至是主要的地位。譬如，Bernstein, 就特别指出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数目巧合：谭震林谈到66到70年间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68到70年间，因为文化革命延误了他们的出发日期），被遣送的知青有540万（据他认为）[ T. Bernstein，前引，页39-40。]。Scharping则以为，在整个运动中，城镇劳动市场需求的变化与下放人数的多少有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这个动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并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作几乎是纯数学的合理性。他断言每年下放城镇青年去农村的人数是政府计算下列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之后，而得出的合理妥协结果：一个是城市为减轻负担而需要遣送人口的数量，另一个是社会、特别是农村，为了减少执行该政策而出现的问题所能接受的数量[ T. Scharping，前引，页421。]。Bernstein非常重视这种动机，以至于当他1977年展望运动的前景时，他的预测都是以就业问题为出发点的。根据他的看法，意识形态动机在毛去世后开始渐渐消退。而另一方面在８０年代中期视乎人口变动，职位需求将减少。他因此预见运动在这个时候将会停止，或者开始转化成一种轮转制度[ T. Bernstein，前引，页297-298。]。
 
 但是至于68年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今再也不能将其动机中的就业与城市人口问题看得如此重要。Bernstein对运动未来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运动结束之时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城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之际[ 见本书，页397。]。事实令我们更加相信因经济与人口而产生的“必要性”只是相对的，无论如何重要，也得跟随政治社会因素。
 
 还有更主要的，1981年透露出66至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问题就又一次摆出来了。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用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从1981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 过去已经揭发出四人帮对在农民中招工采取放纵的态度，因而造成双向移民（农民往城市，而城市知青往农村）的荒谬局面，但一直没有任何准确的数字；见《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江西广播电台，1980年10月14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17日。从1979年起，招农民进城打工就是非法的，而且必须严厉禁止，这样才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17日，第一版。]。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来的数字是1300万或者1400万[ 见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81年2月号，页25；冯兰瑞及赵绿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2年第一期，页126；冯兰瑞及赵绿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 ?Le Problème de l emploi et les salaires?, 刊于于光远编辑的La modernisation socialiste de la Chine, 第二卷，页202；《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页43；Zeng Qixian 在一个不公开的演讲中的言论，辑录于L. Orleans, ?China s Urban Population: Concepts, Conglomerations, and Concerns?,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页280。]。80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数与此作比较。根据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1300万和1700万之间。这些数字确实（相当粗略）与积累的出发人数相符。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了在此期间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的知青从来没有超过900万人[ 见图表2，本书，页192。]。他们也忘记了从农村招工上来的总数包括知青。他们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遗忘造成的结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38。]，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到至少800万人。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减轻城市负担的目标是否那么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乡运动的动因。对某些透露这些数字的中国学者来说，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一句话，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 见本章前注59，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的两篇文章。]。
 
 这里还应该区别当时形势的需要与长远的目标。当运动发起之时，已是文革结束之时 ，很明显是不可能即刻分配工作给那一大批知青，他们本该获得就业机会，或者在66至68年间本该继续升学的（根据陈永贵估计[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1978年12月15日。]，有400万名中学毕业生，还要加上大约40万名高校毕业生）[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71。]。文化革命导致教育与生产部门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迫使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长时期在城里无所事事，从政治和社会上看当然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经济加上政治两大条理由，自然说明不能允许几百万知青在文革后留在城里。正像我们见过的，报刊杂志公开地论及这种忧虑，但只摆在次要的位置。次要的，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出现在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就业问题首先就是一项政治决定的执行后果：决定停课，决定将所有的学生和整个国家投入文化革命的动乱中。此外，毛当时最担心的是青年持续无工做无学上的状态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除了当时形势这一点以外，从就业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在那整个时期内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必要来发起下乡运动。上面列举的招聘进城的农民数量，加上70年代增加的职工数量表明所有知青都可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条件是能够有效地阻止进了城的农民定居下来[ 见本书，页397-400。]。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雇用一个农民作临时工比雇用一个固定工合算多了。农民工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及城市粮食供应，他的家人亦无权跟随进城，这样国家就不必负担他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费用。有一天，没用了，也就很容易解雇他。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有些就是这样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赢得的非常少，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但就算运动不是为了某种客观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及城市化代价的问题没有在主观上影响过领导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的动机形成。比如说，大批地长期雇用农民也许可以归罪于限制城市人口及劳动力的制度太过僵化，而引致绝非本意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觉得那场人口大交流并不是预定计划的结果，而是由多种社会经济力量自发的、有时是幕后的行动所导致的。
 
 至于合同工或临时工，工厂企业的头头们为能招到身强力健的又习惯干重活儿的农民而欣喜万分。他们可以亲自挑选农民，通常工厂里的职工是由劳动局非常“官僚”地调过来的，对用人单位的需要和该职工的特点都不加考虑[ 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页130-131；《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页97。据沈阳市劳动局的一位干部的解释，是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招农民来打工的，因为正式工人把主要的劳动时间都花在政治活动了。但一定得有人干活儿才能完成生产定额。2000年8月11日与范先生的访问对谈。]。这样的一种制度给一些城镇干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去寻求钱财或物质上的好处。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述，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但招工不可以只招男的，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了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的招工队队员补袜子[ 刘宾雁，〈千秋功罪〉，《十月》1982年第3期，页7-38。]。
 
 另一方面，农村负责干部也可以从中捞到油水。招工是通过他们进行的，生产队根据交易领取一笔钱。往城里送临时工居然还是减少农村多余劳动力的一个办法。而那些农民，跟平时在村里干活儿得到的收入比较，在城里赚到的工资明显高得多，所以尽管是临时的，他们也都很满意。然而，将来必须离城回乡这一点相当令人沮丧。他们没法儿明白，为什么从事同一种工作，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就跟他们的来自城市的同事不一样。他们想方设法延长在城里的逗留时间，可能的话，取得固定工的身份。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得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68年起在城镇基层行政单位耀武扬威多年[ 在我们的许多访谈中，研究就业及老知青问题的中国专家们都肯定了这一点。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一名干部靠文化革命发了迹，就在1970-1971年间把自己在乡下的农民亲戚都招进城市打工，其他干部鉴于此例，也都纷纷照做不误；见徐明绪，〈调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选》，页198。]。
 
 看来，农民想在城里待下去，不走后门，不行贿赂，是办不到的，这些现象那么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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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很难想象中央领导人会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此网开一面就表示了他们并不觉得在城市人口及劳动力上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对雇用农民一事他们反倒应该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以免激怒知青和他们的家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时期的农民迁徙进城一事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 关于农民迁移进城一事，我们访问过的老知青中没有一位觉察到，Parish & Whyte的访问对象也没有发觉；见M. Whyte & W.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页21。]。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某些工厂里占了全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M. Blecher, ?Peasant Labo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a Chinese Country?. World Development, 11(8), 1983年，页734。]。可见那时候的招工是大规模的，但规定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得回老家去。不过，文化革命后，在某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曾经公开准许临时工转迁户口。这一事实是先由西方学者透露出来的。J.P.Emerson在香港通过采访得知，在1970年有些农村来的临时工被接纳为固定工（因此，也就变成了城市居民）[ J. P. Emerson, ?The Labor Force of China, 1957-1980?,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页253。]。M.Blecher在一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束鹿县，一直到72年，这种身份转换，理论上都是可能的，起码在一个大工厂里就是这么做的[ M. Blecher, 前引，页734-735。]。“劳动人事年鉴（1949-1987）”正式肯定了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还详细叙述文革中极左派怎么利用临时工的不满情绪，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出1971年11月30日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71和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 《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5-211。]。就算后来原则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 Blecher在他作实地研究的县城，很少“临时”工人真的回到乡下去。见Blecher, 前引，页733。]。所以1966-1976这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其实，根据年鉴所写的，1950-1960年间划定的各种农民工类型，到了70年代，大多数情况下，全部转成了固定工。“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结束后可以留下。“轮换工”停止轮换。“亦工亦农”（1975年又被邓小平再次提出大为赞扬）则通常是干脆只当工人了[ 见本章注释73。]。许多这类农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正式工人招进来的[ 1986年6月23日与冯兰瑞的对谈，以及1985年8月21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问题研究所的多位研究员的谈话。]。无论如何，转成固定工能让他们获得城市个人户口，就算他们的家庭户口还在农村也没关系。到了1978年，又准许他们在退休或者退职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农村的一个孩子上来顶替他们在工厂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作工和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年2月10日，页885-886。]。但不久后采取了多项相应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上述这项宽容条例，为的是能在城里招聘更多的知青[ 同上；《吉林劳动志，1991》，页72。]。
 
 我们似乎不能相信如此一场城乡人扣交流是中央领导人反对的。尽管如此，从动机角度看，也许得分清两个不同的派别。首先是最激进的那一派。他们认为缩小“三大差别”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高于一切的，而人扣交流本身也不是坏事。就是他们在政府里最得势的时候正式批准转迁户口的。1976年4月，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靠边站，激进派发起攻势，就在这个时候，吴桂贤出来斩钉截铁地指示：不再只限于在知识青年之中为城镇招聘工人，也要顾及到“年轻的贫下中农”，这是为了避免破坏在农村劳动的知青群体[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41。见本书，页142-143。]。另一方面，连在那个时期，领导人也还不能完全忽略经济问题。雇用农民的人数与下放知青的人数相等，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他们能容忍这种现象就说明，就业问题也许并不构成他们长远的压倒一切的忧虑。但是，看到至少一部分从农村“迁徙”来的劳动力可以让国家省钱，在那些负责计划中国经济的大管家的眼里，财政经费问题就可以当作是把运动继续搞下去的一个“理由”。
 
 招农民进城打工因而是可以符合意识形态及经济这两种互补的动机。早在文化革命前，1958年就制订了亦工亦农政策，在64-66年间还特别加以推广，在这个问题上，毛一类的空想家们与刘少奇一类的大管家们似乎都能取得共识[ 这种制度不过是雇用农民临时工的方式之一；见本章注释73。关于1950年代这种招工方法，见前引C. Howe; 有关1960年代的情况，见?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 Current Scene, VI(5), 1968年3月15日；见J. W. Lewis, ?Commerc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angshan?, 刊于J. W. Lewis主编的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页162-165。]。把农民招进城镇工厂干个三五七年，或者根据季节来安排，其实是很合算的。基于两大理由：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因为农民比固定工便宜（报刊甚至报道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因为辞退了固定工，而让农民来顶替，为国家省了钱，之后还列出详细的金额数量）[ ?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页5。]；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政策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Essai d un nouveau système de travail?, Pékin Information, 1966年1月4-24日，页29。]，所以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这完全命中了毛的实际消除社会分工的宏愿。他的旨意曾在66年的五七指示里表达过，后来在66年8月1日把全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号召里又一再重复[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第一版。]。
 
 文革期间，那些亲毛派，尤其是江青，一时间利用了临时工对不能享受固定工同样的权利而抱有的不满情绪，把决定政策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共识似乎很快就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向临时工造反派们宣布，将来“根据中国形势”，政策还会继续执行。后来在军事镇压中那些毛派分子也不再理会他们了[ 见?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页7-17。]。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这种共识贯穿整个70年代，在准许农民转迁户口上的意见不合，只不过是空想家与大管家之间取得默契过程中的暂短波折。1976年，就有人企图去论证应当招聘年轻农民进城而不是知青，这揭示了那种共识是不稳固的，实际上存在着一股政治力量，为了搞单纯的意识形态而鼓吹城乡劳动力大交流。这么看来，为城市减轻经济社会负担的决心，在1955-1966年期间的政策中，很明显是强烈的；1968年起就紧密地与政治镇压意向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决心在70年代或许起过一定的作用，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作用，是建立在主观设想及个人欲望而不是国家客观利益的基础上的。
 
 以上有关政府在文革后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的简短介绍显示出那是关乎一项复杂的企图一石多鸟的计划。多方面的观察令我们对大力宣扬的发展农村目标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为简单答复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首先必须分清当时的动机和长远的动机。当该运动开始掀起的时候，毛认为最重要的是分散红卫兵组织，对那几百万在城里无所事事游来荡去的青年采取一些行动，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成为街头打群架的英雄或者有组织的“造反派”。在那个时期，政治性的镇压与减轻城市负担两种目标都占主导地位。然而，毛选择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且紧紧抱住不放一直到他闭眼上西天，因为那政策能解除他的一些更长期的忧虑。如何降低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忧虑自然是重要的，还有希望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力量。但光提这些顾虑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能解释毛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防止文革前的政策回朝。68年再次发起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动员部分知青，而是全体知青原则上都得下乡，同时强迫学生进大学前必须参加几年生产劳动，这些都只能在伟大舵手的宏愿中找到答案。伟大领袖要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那些未来的精英，他们是要继承他本人从事的事业的。这个宏愿的背后，其实是年迈的统帅拒绝承认中国已进入后革命时期，也不能接受自己掌握的实权落入“修正主义”官僚派及大管家们的手中。就是为了顶住这种可能的演变，毛在生前就要把中国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把革命黄金岁月延安时期的各种理想强加给国家和人民。这些理想集中表现在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全民树立忘我的精神，就是说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大无畏的革命情操（“为人民服务”），还要向一切阻碍实现理想的势力（落后的经济，阶级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觉得文革中发起的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应该是首要的，而我们称之为“加强魅力领袖威权”的政治动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下乡运动如何成为“两条路线斗争”棋盘上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在运动的瞬息变化中关系到毛的政治威望，以至他的追随者们的权力。
 
 正像所有典型的毛泽东的大举动那样，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甚至是伟大无比的计划。问题在于现实能不能让这种雄心壮志实现。一位台湾学者在1972年曾经形容下乡运动是一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 P. C.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IV(3), 1972年4月，页386。]。第二个形容词无疑很准确。至于第一个，在做了上述的分析之后，看来得改动了。不管怎么样，从现在起，可以列出我们的疑点了。首先，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标在这场运动中占首屈一指的地位，然而，尽管也有一些经济及社会的目标，但是达到目标的办法不是合理的经济与人事资源的管理，而是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员。这不免让人想起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谈过多重目标会引起互相之间的协调问题。至于下放多少人，从农村发展来看，最理想的人数也很难与精简城镇人口目标的需要相等，也不会与思想改造目标的要求一致。再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保卫边疆地区防范敌人入侵来说，知青是“再教育”的对象，处于这样的地位并不最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矛盾在实际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低调的开端
 
 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本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有必要了解个大概，为的是能够明白1968年发起运动。事实上，在那个期间，下乡运动大部分的主旋律已经草拟定下，而某些机构也已经成立，稍后才又开始运作。<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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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遣送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一时间找出三位先行者：为首的是俄国民粹派的名为“到民间去”的那一场运动，仅仅在1874年夏季就有几千年青的大学生下乡，他们一边劳动一边鼓吹造反。中国运动与他们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都是城市青年下到农民中去直接与他们联系。可是很难比较这两场运动。俄国民粹派不准备在乡下待很长时间[ 他们之中少数人，“土地与自由”组织的成员，拒绝作“来去如飞的宣传员”, 愿意从事更深入的工作，但也只在农村多待了几年；见Wortman, 前引。]，而且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虽然充满着宗教式的豪情狂热（1874年夏季在俄国被称作“疯狂的夏季”），最后还是很快地以全面失败告终[ R. Wortman, 前引；F. Venturi, Les intellectuels, le peuple et la révolution。Histoire du populisme russe au XIXe siècle, t. 2，页832-841。]。民粹主义运动在中国倒是比较走运，但是不得不和它的对手之一：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1919年，李大钊（不久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不仅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农民，也因为对青年来说农村是一个“光明”的地方，而城市则是很容易迷路的“黑暗”的地方[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收录在《李大钊文集》卷一，页648-652；M.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页75-89。]。他的号召得到了响应，1920年代一些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到农村去宣讲了，他们搞成了一场农民运动。他们之中有澎湃[ L. Bianco & Y. Chevrier,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la Chine, 页503-511。]，还有毛泽东，人人都知道，后来他把这场运动推到了很远[ 关于李大钊对毛的影响，见M. Meisner, 前引；以及S. Schram, Mao Tse-toung, 页27-32。]。尽管1949年以后向遣送到乡下去的城市青年描绘的是革命者的农村美丽史诗，但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运动。
 
 相反，1941年发起的已经名为“下乡”的运动，特别是1942年在延安那一场，与我们在这儿研究的可以拿来做一比较：因为都是由在位的共产党政府组织动员，作为目标都是既要改造农村又要改造下去的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 M. Selden, 前引。]。当年根本不可能预见在乡下待很长时间，因为战争状态不容制定长远的计划。至于下乡人数就更加不能与1950-1970年代的下乡运动相比了。但是，革命成功后领导人发起下乡运动时，中共在延安“实验室”取得的经验就毫无疑问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低调的开端
 
 我们已经谈过，革命后最直接的下乡运动前身是1954年由赫鲁晓夫鼓动下共青团出面安排在苏联进行的大规模垦荒运动。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运动也是完全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应该特别指出，当时的规模并不那么大。1955年当新下乡运动在中国发起的时候，还不是群众运动。1955-1956年间，下乡的城市青年大概还不到8000人，比起当时被大批遣送去开荒的青年农民及农村出身的城镇学校毕业生的人数来说，那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小群人[ T. Scharping, 前引，页144。 在那两年期间，北京、天津、哈尔滨、河北省及山东省一共遣送了2560名青年去“北大荒青年志愿垦荒队”；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30日第四版。]。还应该指出，好多个“城市”青年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而是京郊的青年农民干部，被动员去参加开发边疆地区。杨华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第一支60人的北京垦荒队队长，是当年垦荒运动的主要英雄人物，是整个下乡运动的模范。1955年9月他们在锣鼓声中出发，在东北北大荒成立了“北京庄”。后来又有160名北京青年跟随他们到了那边。杨华本来是北京郊区石景山西黄乡的乡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 定宜庄，前引，页46；《黑龙江省志 劳动志》，页127-130。]。同年11月，河北队也出发到了同一地区，在102名先锋队员中，有7个党员，77个团员[ 河北省志 劳动志，页100。]。所以，那根本就是一批招募来的政治精英，是为了树立榜样的。1960年代初期以及1968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就不具备这些特征了。这些特征也表现在苏联模式中，年青的共产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起了火车头的作用[见他们其中之一的Morgun的经历，载于M. McCauley，前引，页174-176。]。两场运动规模上区别分明，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头几年获得成绩的两项主要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一方面是农业机器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具有农业知识的年轻人。由于那些中国垦荒者能付出的只有体力和耐力，城市青年到了那里就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务[ 定宜庄，前引，页60-68。]。因此，从1956年年底起，即使为了宣传继续大唱颂歌，但这场垦荒运动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了[ 1959年各个青年志愿垦荒村纷纷并入国营农场系统。最为讽刺的是，到了1963-1964年间，这些农场“精简”机构时，有118名以前作为模范典型广为称颂的女垦荒队员被压缩了出来，她们当时已经与其他的垦荒队员结了婚，最后被逼退职当家属。杨华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她们在1970-1980年期间多次写信给中央，甚至写信给胡耀邦，但始终没能解决复职问题；见刘小萌，前引，页782-785。亦见李眉主编的《荒原上的足迹》，页207，这本书收集了当年北京志愿垦荒队员的回忆录及有关文章。]。在那个时期，领导人其实很需要一些能感人肺腑的讲话与振奋人心的模范事迹，因为他们担心城市就业情况恶化引致不满情绪爆发。反右斗争的政治形势有助于采取强制性的措施，1957年6月以后明显地增加了遣送青年下乡的人数：从1955-1956年的几千人一下子跳到1958年的7万9千人[ T. Scharping，前引，页145。Scharping所引的是估计数字。根据官方资料，1957年底有“7万9千多”名城市青年去了农村，见张化，前引，页142。]。1956年后，知识青年不再到垦荒区的国营农场去了，而是去毛所强调的农村合作社，因为那里需要识字的人。在最初阶段，遣送下乡与城里的就业或升学问题是清清楚楚连在一起的。
 
 推理来看，确实具有减轻城市压力的优越性，但不久在大跃进期间无暇再考虑这个问题，下乡运动自然就完全停止了。当时，尽管仍旧大力宣传知识分子想要“又红又专”，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锻炼，还得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工厂企业扩大招工，学校扩大招生，这都使遣送学校毕业生下乡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口号[ T. Bernstein，前引，页52。]。在毛带头的集体疯狂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倒转了：许多知青回流，特别是农民以百万数计地涌入城市，还找到了工作。然而，祸福弹指间，一下子就从欢乐的浪尖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在农村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而在城里粮食配给量就减少了很多。对国家的预算来讲，这种形势到了无法掌握的地步：必须保证城市的物质供应，可是城市居民从1957年底的9千9百万上升到1960年底的1亿3千万，还必须发工资，而受薪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3千1百万增加到6千万）[ 《统计年鉴》，页90，107。]。但是没钱，很多城市工厂便不得不关闭（1960-1965年间有10万家）。因此，应该将迁徙运动的方向重新扭转过来。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将大跃进期间受雇工厂的农民（1958-1960年间共有2千多万人），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他们遣送原居地。这项工作在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只要是能减轻城市负担的措施都考虑到了。所以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知青下乡潮。1960年8月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方针，号召出身农村的知青大批回乡，向邢燕子这个女知识青年新模范学习[ 定宜庄，前引，页185-187。]。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现在轮到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了。有关下乡，官方的统计资料都只从1962年算起。事实上，我们知道城市青年从1960年底起就离开城市，就是说从城市精简人口运动开始之时。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8届9中全会上，决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掀起“支援农业运动”[ 《人民日报》1961年1月21日第一版。]。遇罗克，后来为“出身不好”的子女伸张正义而牺牲的烈士[ 遇罗克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写的一篇名为“出身论”的理论文章，他在文中揭露凡被共产党政府鄙视的人士的子女遭到社会歧视的现象。该文刊登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份红卫兵报纸上，顿时引起极大反响，但作者因此在1968年被捕判死刑，并在1970年公开处决，他当时只有28岁。见《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日第一版及1980年7月22日第三版。亦见遇罗文，《我家》，以及徐晓等,《遇罗克》。]，也是在1961年初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去的。虽然他的统考成绩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1960年却被拒绝进入大学，其后他决定下乡以明志。尽管这样，第二年又再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还尝试申请参军，两者都以失败告终。1964年初，他因病返回北京，靠做临时工生活，同时仍然继续在乡下时都没停止过的自学与写作。遇罗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情况在1960-1966年间下乡的相当一部分知青中极为典型：出身不好或者出身一般的年轻人总是被人歧视的，想继续学习或找到工作，希望很渺茫。实际上，在1960年代“出身不好”的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为数愈加庞大的人群。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和坏分子。] 的子女，跟着是老“资本家”的或者与外国有联系的各类人等的子女，最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遇罗克代表着少数理想主义青年，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有意识地用行动证明，虽然出身不好，但有积极的革命精神。他们自愿去下乡，是将此看作必须经受的一场考验，而不是最终的命运安排。然而，大多数这类“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是因为完全没有希望在城里找到工作，又不能再依靠父母生活，才下乡的[ 有关遣送出身不好的青年下乡以及遇罗克，见定宜庄，前引，页286-289。]。
 
 遇罗克的例子说明，现实中起码有一部分没有反映在官方的统计里。虽然那几年间，在中国不同地区像北京、广州、上海、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下乡的[ S. Rosen, 前引，页23；《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4207,页15；《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山西日报》1963年3月26日。]，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1960-1961年间的官方数字，这可以说明这两年中的知青下乡不是国家统一组织的，而是各地各有各的安排。对中央政府来说，只要地方的举措有助于减少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那就都是好的。有些年轻人单独去到跟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农村地区，有些去国营农场，还有些给安排进半工半读学校，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 见本书，页87-88；定宜庄，前引，页193-216。]。在这种情况下，1960-1961年间毕业生下乡的数字永远是个谜。当然，跟往后几年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时政府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前几年毕业的但仍处于无业状态的学生，还有1960或1961年时因财政困难索性关闭了的学校。所有这些年轻人没有单位[ “单位”就是工作单位。在那个年代，单位不仅管理业务工作，还管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生管到死”。住房，补助金，粮票布票，娱乐，批准结婚、生育、搬家：无一不由单位决定。]，也不在学，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行政单位管他们，被称作“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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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变成了小流氓。街道委员会[ 有些城市居民没有单位，主要是家庭妇女与无业青年，他们的单位就是街道委员会，由市政府领导，提供一些服务，特别是监视该区的居民。]试图看管他们，可能的话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没什么办法。1962年底全国有两千万当局要遣送去乡下的社会青年。
 
 出现了一个令准备下乡的年青人万分焦虑的新问题：户口问题。1950年代初中期已经有了各种管理户口的措施，到了1958年当局重新捡起定下的措施，企图使其制度化，并且加大力度。在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本不考虑宪法条款明确规定公民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而且有迁徙的自由，反而硬性设立了一道樊篱隔开了享有特权的城市人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乡下人。后来这份“条例”因大跃进延迟了严格执行的时间。 从1960年起，户口制度开始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支柱之一。失去城市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从此以后知青将永远被贬到农村低下阶层中去。这令他们非常反感。1961-1962年间不少干部想让知青快点儿走，就给他们留下城市户口，或者答应他们过几年可以重新取回，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
 
 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国营农场，这些农场在1950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期间，不停地在增加。下到国营农场去倒没有引起太多地抵制，因为在那儿可以享有固定工资，工作时间正规，还有一系列的集体生活组织（食堂、宿舍、工余活动），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从1963年起，就有一些去新疆军垦农场的。这一下乡新途径说明国营农场的容纳量已经饱和了，同时也考虑到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已谈过了[ 见本书，页62-63。]。对年轻人施行社会政治控制，军垦农场最理想了，而那些青年在那里不仅可以享受国营农场的好处，还可以得到作为“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的精神满足感。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由于知青人数增长得很快，农场只能接受一小部分。事实上在1963年中，经济形势好转了，遣返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工作结束了，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 定宜庄，前引，页218。]，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要将下乡运动转变并定为大规模的长期性的计划。6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15年规划，很快就又延长至18年。当局认为节育工作政策两年后生效（从1963年算起），那么1965年后出生的人得在16年以后达到就业年龄，那时才能看得出这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积极效益。周恩来为这个规划亲自列举出各类数字[ 同上，页219，222。]。他预见在此期间内，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等待安置。1963年10月18日他又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宣称，今后18年内有3500万城市青年得下到农村去[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39。]。那就是说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青年下乡。负责这些问题的谭震林副总理估计有150万，而其他人则预测只有100万[ 顾洪章等，《始末》，页42；定宜庄，前引，页218-223。]。这份相当空泛而又不太科学的规划是不准备向公众宣布的，但必须通过宣传工作把主要精神传播出去。因此，1964年3月份起，人民日报就有连篇累牍的文章：
 
 “每年有几百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除了一小部分学生可以继续升学或者留城就业之外，大部分都要到山区和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 在?Youth to the Countryside and Back Again?一文中引用, Current Scene, V(16), 1967年10月2日，第五版。]
 
 政府的这份雄心万丈的规划当然会让人不得不考虑到财政预算。1950年代，知青下乡“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得到了高度赞扬。当时年轻人的热情如此高涨，他们甚至自愿付出大部分的交通费和安置费。但1958年起就有了一些改变，习惯上是向去农场的知青发放安置补贴费。然而，面对大量知青，这笔补贴费对国家来说就太高昂了，加上国营农场已经容纳了太多的人，得建立新的，这就要花费更多的钱。假如这些农场不能赢利，那么国家的负担就更重，因为必须给职工发放工资。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将知青遣送到农村去，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去。到那边去所需要的安置费远远没那么昂贵[ 邓小平在1964年1月的一个讲话中谈到经费问题，他估计在生产队安置一名知青需要200元，而安置在国营农场就需要1000元；见定宜庄，前引，页222。]，而知青的工资也不是国家的事情了，是由生产队根据集体劳动所得来进行分配。因此，从1963年起，大部分知青都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
 
 掌管下乡运动（直至终了）的办事机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有关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5-250。]。最初，负责遣送知青的机构是主管安置大跃进后精简农村出身的职工的。主要负责机构是农垦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综合文件1962年6月1日公布，名为“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责成该部成立安置办公室协调全国工作。11月周恩来要求国务院农办建立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农垦部承办。随后，安置知青的工作就附加到这些机构的常务工作中去，直到遣送知青成为一项单独的工作任务之时。1964年1月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明确规定成立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设置在他本人领导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此后，各级行政机构都必须成立相应的小组和办公室，可以与经已成立的安置职工办公室共用，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任务必须明确分清。大量知青需要安置，因此，县，作为最低的一层，必须成立“安置工作组”[ 这个决定是作为中共中央1964年1月16日第40号（1964）文件发出的。全文登载于国务院知青办主编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页23-30。]。这种制度很有组织地一直运作到文化革命，其间定期召开全国会议检查工作[ 顾洪章等，《始末》，书中多处谈到。]。文化革命后，“革命家”替代了“管家”，当年严密的官僚行政制度不复存在。
 
 如何尽可能最合理地贯彻当时看来很有必要的政策，这种忧虑也反映在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制度化问题上。这类学校是大跃进的产品。1957年毛发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右派分子”，这令他大受刺激，因而在1958年反复强调教育制度必须为农民工人服务，更好地与实际劳动相结合。这条最高指示引来的是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它将在往后十几年里指导这个领域的工作。教育政治化与普及化是其主导思想。为了能够满足教育的需要，必须提倡建立各类学校，鼓励各方投入资金，特别是创办由集体及企业资助的半工半读学校。刘少奇从1957年就很关注这些问题，大力推动落实这项政策。他认为这类学校可以与传统的全日制学校同时并行发展。毛及其他领导人当时对刘的“两种教育制度”表示赞成。于是，许多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大跃进及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发展了起来。到了1964年，又提出大量遣送知识青年长期上山下乡，与此相联系，刘的设想是有系统有步骤的方案。既然“大多数”城市青年得去乡下劳动，那么，培训他们未来从事农业生产显然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设置在农场或农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职能，年轻人在那里学习农业技术基本知识，同时熟悉生产活动，以备毕业之时可以完全投入。这类学校在1964-1966年间达到相当兴旺的局面。然而，到文化革命前，那些年轻人似乎特别觉得上这类学校比上山下乡强，大部分还在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在毕业后返回城市[ 定宜庄，前引，页337-348。]。
 
 这类学校的建立使为数众多的农村或城市年青人有机会同时学习知识及技术。这正正适应了培训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需要。此外，刘少奇还认为那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可以消除“三大差别”。但是，群众的反映是毁多于赞，最后在文化革命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学校只好关门大吉。问题是“两种教育制度”令社会上的不平等更加凸显。当年，传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开设了拥有优良师资丰富资源的“重点学校”。这类学校几乎毫不例外地是给高干以及没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或文艺界精英的子女预备的。那儿的学生考入大学的合格率高达70-80%，而职工子女上的普通中学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此外，普通学校的成绩一般的学生，就像出身不好的学生（不管水平如何），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进入培养具有一定技术知识的工人或农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这样，某一些人的命运早就定为下乡，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童大林曾经这样谈论北京的一所“重点学校”：
 
 “我们的毕业生不会成为董加耕[他可是知青模范 ]。我们学校应该培养的是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任、中央委员、总理、领导人 国家级人物和军官。”[ 《北京文化革命通讯》1967年12月，刊于SCMP, 200, supp., 1967年8月31日。]
 
 矛盾及保留态度
 
 1963-1966年间下乡运动表面上的合理性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个政策既是一种具有强迫性质的计划，又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它要唤起高尚的情操，但却制造更深的社会不公。下乡人数定额分配到负责干部手中，他们然后再去动员年青人。然而，怎么可以说服某一些人必须作出不是人人都得作出的牺牲呢？事实上，这个几乎是行政指令的规划因此就得借用运动的形式，而这场运动的开展则要依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诱以及不可为人觉的经济政治上的压力。管家们不能不理会意识形态，不然，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目标实现都会有危险，因为思想意识最高制定者只能是毛，而毛有其它的目标。对他来说，思想意识并不只是遮掩经济需要的一件外衣，而是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其实，毛自从因大跃进失败靠边儿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要进行政治报复。自1962年，他即发起攻势，声称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因为，如果忘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就会压倒社会主义。因此，文化革命前的那几年全国处于越来越政治、也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这可以从围绕着下乡运动的各种宣传中强烈地感受到。从1964年起，所强调的越来越侧重于下乡的必要性是为了自身革命化以及与农民群众相结合，而不再是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把提高政治觉悟放到了下乡运动目的的首位，远在实现农村现代化之前。到1965年,对意识形态目的的反复强调就越来越占上风。在这种气氛下，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拒绝下乡，就是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强制下乡开始了，比如在广州，就有600名出身不好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在学学生被迫在学年当中（1965年2月）下乡[ S. Rosen, 前引，页17，21，23。]。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处于同样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而文革后就普及到所有的学生了[ J. Gardner，前引，页271。]。这儿有一例，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是上海人，出身不好，1965年时和他的哥哥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只准许他们之中一个留沪工作，另一个必须到新疆去。在他们两个作出决定之前，谁都得不到工作，连粮食供应都停止了。最后是16岁的弟弟作出了牺牲[ 与F.M.D.的访谈纪录，1985年7月21日。]。
 
 毛的出击引致政治强硬，结果造成上述那些极端现象，尽管如此，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总体来说还是建筑在自愿基础上。就算那些年青的毕业生并不都欢欣鼓舞地去下乡，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下去或者在城里等待工作机会，甚至接受服务行业里的不太看好的一份工作。也有自愿去的，那经常是心存希望过一段时间可以返城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参加以前没能通过的考试，也有的希望尽快在当地获提升作干部。广东省党委第一书记陶铸当年曾答应下乡知青几年后可以回城，后来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轰。广州市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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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知青发了“城市户口保留证”，一直到1963年[ S. Rosen, 前引，页13。]。尽管有这些允诺，尽管宣传部门天花乱坠把最不宜人的地方形容成锦绣花园[ 这类花言巧语的众多例子在红卫兵小报上都有列举；见J. Gardner, ?Educ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ies, 1958-1966?, 刊于J. Lewis（主编），前引，页270-271。]，相当多的中学、有时仅仅是小学毕业生，宁愿待在城里没有工作，也不到乡下去。
 
 当时在政府里占优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张下乡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半自愿性的，还需限定人数；一场不平等的下乡运动，矛头对准城市里的社会“渣滓”，不过对他们的牺牲，就得作出补偿。
 
 刘当初希图借此使下乡运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结果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斥责他在宣扬“下乡镀金论”。其实要想让青年大致上是自愿下农村，那就必须消除他们及他们的父母的重重疑虑。毛自己在当年也承认有这些疑虑存在。1964年10月，他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这些青年是吃蜜糖长大的，赶都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49。]。
 
 可能正是这些疑虑使得1960年代初期的下乡人数显得比较有节制。政府当局也没敢抱太远大的雄心壮志，只是一年作一年的具体计划。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表现在制定长远的下乡运动规划上。在1965年8月25日至9月4日专为这个问题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谭震林将周恩来在两年前定下的18年内下乡3500万青年，降至15年内下乡1100到1200万。另外，在该会议的头几天，谭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里缺少600万个职位[ 见本书，页65。]，可到了会议结束时，他却说在那个期间只需安置366万人[ 顾洪章等，《始末》，页76。]。必须指出，这些人并不只是知青，还有一定数量的社会闲散人员。主要是社会青年、失去工作的人、成功滞留在城里的农村人，等。可惜我们无法掌握该期间每年下放知青的数目。但是，我们得知在1962年和1966年之间，总共有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占总人数的65.6%[ 顾洪章等，《始末》，页79。必须指出，这个数字比1975年公布的1955-1966年期间120万下乡人数要高很多；见《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一版。]。这个比例数逐年改变。我们到手的下放知青人数只有1964那一年。总共有68.1万人下乡上山，其中32万为知青，只占47%[ 当年很少公布具体统计数字。《工人日报》曾经提供一个总数：共有292 000名青年在1962年春到1964年春期间下乡，其中包括社会青年（没有列举具体数字）；见《工人日报》，1964年3月22日，第一版。]。闲散人员与知青一样可以获得安置经费。国家在每个人身上平均花费500元。不同的年份就有所差别，尤其是下放地点不同，差别可以很大：到农村去的178到303元，到农场去的690到1119元。
 
 1966年，由于爆发了文化革命，下乡人数限制在38.8万。最后几批有组织的安置是在7月及8月。大家都知道，之后，尤其是“破四旧”[ 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破”四旧，这就招致了1966年8月以后的大量打砸文化遗迹以及伤害有关人士的暴力行动。]运动以后，许多城里人被驱赶出城。不止是知青，还有属于“黑五类”的一家一家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小流氓，据说他们对顺利开展文化革命以及在万一跟苏联开战的情况下有潜在危险[ S. Rosen，前引，页19。]。
 
 文化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对真正的知青来说，下乡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不仅几乎完全停顿，而且相反还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返城运动。一大部分知识青年趁着动荡的局面离开了农村。有些回城后待在自己家里，有些的确是参加了文化革命，还成立了知青红卫兵组织，之后又并入更大更有影响的组织[ 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前引；T. Bernstein，前引，页263-289；定宜庄，前引，页391-396。]。他们的大字报和小报都强烈要求准许返城以及取消现存的下乡运动，并将它定性为“黑安置”。在北京，知青组织闯进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又抄又砸[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68。]，抄走的文件有一部分公布在他们的小报上。这场诉求运动波及到一部分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在当时的空想革命气氛下，他们之中有些要求调到城里，为的是“立即取消城乡差别”[ 刘小萌，前引，页77。]。更有一些组织为了证明他们敌视运动是有道理的，甚至建议研究另一种形式的下乡运动（那真的是毛式的）。不幸，他们得到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反驳，从1967年7月起，不断有文章指出，下乡运动不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产物[ 《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社论。]。周恩来在1968年1月明确表示：
 
 “有些知青回到北京及其他大城市，就扬言上山下乡是刘邓的政策。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工作方向对准农村及广大群众。”[ 小兵，22，1968年2月17日，在T. Bernstein，前引著作中引述，页279。]
 
 从1967年1月起，当局就尝试让知青回到农村去[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页165-166。]。通过报刊号召回乡[ 《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社论，本书序言曾引述，页15。]，又下达了一系列通报，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直至1967年10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CCP Documents ，页560-563。]，命令所有知青迅速返回农村去，并禁止城里的红卫兵组织吸收他们参加。周恩来在接见各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后来，压力变得那么大[ 比如，在上海对社会上一小撮出身反动的顽固不化分子实行“群众专政”，以迫使其他人下乡；见《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 4207, 页16-17及《文汇报》1968年6月7日，刊于SCMP, 4216, 页3-4。]，以至于最后一批造反知青在1968年上半年都不得不走了，回到农村通常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 S. Rosen，前引，页64。]。当年，所有不是由革命理想推动而提出的个人或群体的诉求都被戴上“经济主义”的帽子。正是为了反击这种指控，某些造反知青才要求真正毛式下乡运动。这场新型运动到1968年真的成为现实了，然而，比之过去的下乡运动，它将更不得人心。他们唯一值得安慰的，仅此一点[ 访问X.X.的纪录，1978年7月5日。]，是许多其他的城市青年也来与他们共命运。
 
 红卫兵成了知青
 
 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出发了(1968-1969)
 
 1968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清除了。周恩来政治上勉强站稳了，不过明显地排在毛泽东的后面，而毛得到林彪领导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伟大舵手成了活菩萨，靠着发表最高指示控制国家。
 
 红卫兵成了知青
 
 虽然政治斗争与官僚政府机构瘫痪令遣送知青下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宣传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那场运动唱颂歌，特别是在1967年初当政府试图遣返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后。这样有组织的再度掀起下乡运动正巧与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消亡发生在同时。对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前者应该被看作是后者必要的延续，是对毛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一年以后，一些年青人觉得红卫兵被困在死胡同里，很失望，同时又看到不同派别的组织各自声称代表毛泽东思想，然后大打派仗，甚至武斗，流血，很无聊，他们都心灰意懒，于是开始寻找另外一条路子来搞革命。一个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小头头，倡议创办红卫兵大学，得到300名青年的支持。后来考虑了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想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们必须首先实现思想革命化，与群众相结合。1960年代曾大肆宣传并树立了下乡运动英雄，这些年青人深受影响，他们因此决定走那些知青模范的路。他们之中只有10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发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前面的道路曲折难行。他们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去内蒙的一个贫困地区，并到一个牧民生产队去插队。当局不但很快就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准备把他们树立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得向他们学习。他们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革命委员会在10月9日，他们动身出发的前夕，组织了欢送会。第二天，一些传媒报道了有关他们的消息，而11日这条消息就上了《人民日报》及其它报纸的头版[ 见刘小萌，前引，页110-113；曲折的见证：《草原启示录》，页1-6。]。一个月后，第二批为数1200名的北京理想主义青年步他们后尘出发去内蒙和东北[ 刘小萌，前引，页114。我们的一位访谈者就是那一批青年之一，见本书，页239。]。
 
 1968年2月8日，又有一队55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1966年当红卫兵大串联[ 为了推广文化大革命，毛在1966年6月提出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串联，由国家负责所有经费，包括旅费。年轻人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机会进行免费革命旅游，后来政府几经困难才得以终止这场代价不菲的运动。]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1967年11月27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 “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走同一条路[ 刘小萌，前引，页116-119；顾洪章等，《始末》，页101-102。]。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 刘小萌，前引，页119-121；顾洪章等，《始末》，页98-99，以及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
 
 这几位下乡先锋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被用作宣传，但仍然属于自发行为。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968年间逐渐形成气候的。当时，老三届的学生本该在1966和1968年之间中学毕业，碰上文化革命，就既不能升学也没法找工作，当局需尽全力安置
 
 他们。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政治动乱引起了工业生产下降。然而，如果就此来解释毛动用手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有关的第一个决定是安置1966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不多，把他们分配在各自的专业部门，本来不会产生任何就业问题。但到了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23。]。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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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他们的做法，还明确指出安置问题不仅涉及大学生，也涉及中小学生。
 
 假如想重新把教育制度纳入正轨，那些1966和1967年本该毕业的学生就得给后面等着的小青年让位，这没有错。1968年4月4日黑龙江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也传达了毛的指示，批语要求根据“四个面向”原则去安置分配中学毕业生。出于毛的战略焦虑，加上了第四个“面向”：面向边疆。其实在“四个面向”中，只有面向工矿不涉及农村（“面向基层”的含义很泛，通常都理解为面向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6月15日中央又公布了有关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新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打破一毕业就当干部而不能被分配去做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同上，以及刘小萌，前引，页134-137。]。1968年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直属沈阳军区领导，主要是为了收容大量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垦荒种植，同时也可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中方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吸收出身好的或普通出身的青年，其他有“贫血”问题的（他们的血不好，不合规格）均被拒之门外[ 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收录在《北大荒风云录》，页173-175，以及张抗抗，《大荒冰河》，页35。在挑选知青下放去内蒙时，也同样存在这种歧视。]。同样的，在该地区，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的劳改营的基础上建了起来，营内的劳改犯被送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因为怕一旦打起仗来，他们会里通外国。
 
 1968年春，开始组织知青下乡，但人数还很有限。两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得很早的省份没有等到4月份的批示，就开始安置1966和1967两届“毕业生”，并把其中一部分送到乡下去了。那是山东和黑龙江，前者1967年12月着手这一工作，而后者则在1968年3月到6月期间就将两万名知青送了去下乡。在北京，4月份开始组织工作，不过还没铺开大搞。当局属意加强宣传工作。将1967年及1968年初下乡的理想主义知青典型邀请回来，让他们现身说教，鼓励其他青年走同样的道路。而文化革命前树立的老知青模范，由于跟刘少奇路线有瓜葛，在1968年一般都有些问题，他们也被请回来揭发批判刘，让这些典型还有些使用价值。报纸上刊登了他们歌颂新型下乡运动的文章[ 刘小萌，前引，页135，131，151；顾洪章等，《始末》，页102-103。]。7月诞生了一幅江青一手策划出来的油画，而且复制了千百万幅散发到全国各地，画中年青的毛一片潇洒，在1922年步行到安源去组织矿工造反罢工[ 这张著名的油画1995年在公开拍卖会上卖出，接着公认的作者被另外两名画家及革命博物馆控告，又被法院起诉。这幅油画本身就像是一场历史骗局。其实，多位中共党史专家都认为，当年是刘少奇和李立三负责发动安源铁路职工与组织1922年大获全胜的罢工。文化革命前的教科书都是把刘少奇写作为该次行动的领导人。1968年的这张油画的目的就在于要刘少奇头上的政治光环摘除掉，而将革命荣耀全归功给毛；见肖超然等，《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上册，页238；《动向》，2000年6月号，页76；以及S.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页168。]。当时对主席的个人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宣传上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对毛表忠心来做文章[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甚至对其极力“摹仿出的神”的形象亦同样，完全是一片宗教狂热。接着，年青人开始步行下乡，走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路，因为他们也要亲身体验“长征”。他们排着队行进，有时队伍由一名知青开路，他虔诚万分，手中高举一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复制品。30名天津学生用了51天走了2000公里到达山西省的一个极其贫困的村子。另外还有5名北京青年徒步行军到他们该去插队的内蒙农村。他们给贫苦农民带去“毛主席居住的城市：北京的水”[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1969年4月，页38-40。]。有些学生特意选择革命圣地（井冈山或延安）作为目的地。
 
 然而，这样下乡的学生毕竟为数极少。到1968年夏，毛决心跟红卫兵来个了断，并依靠军队来恢复秩序，立意将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在伟大舵手的示意下，在南方进行了一场完完全全的军事镇压行动。不过，最终是通过控制红卫兵作为大本营的大中学校来收服他们的。那是在1968年7月27日，第一支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大学生奋起全力抵抗，毛对此非常不满，当天夜里就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训斥他们。8月25日，他宣布，在军队的协助下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9月5日，他又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里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得接受“再教育”这一概念就变成了下乡运动最重要的理由[ 金大陆，前引，页23。]。一个星期后，毛又发出另一条指示，施加更大的压力。9月12日半夜发表该项最高指示，随即庆祝游行持续整整一夜。“群众”敲锣打鼓走遍全城，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印刷厂的工人连夜赶印最新指示，而该指示已经被谱上曲调，由“革命艺术工作者”唱遍大街小巷：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3日第一版。]
 
 声势浩大的动员
 
 下乡动员工作的规模无可比拟，尤其是形式和调子都与文化革命前不同。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也是因为工宣队及军宣队队员主持这项工作。他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学生将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伟大导师[ 所以，在上海就有一个名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学习班，《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 4207, 页5-6。]。那些负责人也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抵消父母的影响。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根据毛1967年10月1日发出的指示，必须“斗私批修”[ 同上。]。一切个人的抱负或愿望都是自私的、可鄙的、政治上是危险的。树立的模范人物（白求恩、雷锋 ）都是绝对的无私者，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诺尔曼 白求恩：加拿大医生，共产主义战士，给当年的中国红军士兵治病，1939年在中国去世。雷锋：解放军士兵，死于一次意外，1960年代初被树立为大公无私无限忠于毛的楷模。]。当时还鼓励写血书，有个人写的，也有集体写的，那些学生刺破手指，挤出鲜血来书写，向伟大领袖保证一定听他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还给那些持抵制态度的父母办“学习班”。另外，还求助于文化革命中流行的“大批判”：大字报、批判会，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等。为了打击“反面人物”，无所不为，粗言秽语，有时发展到身体暴力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维持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这时，宣传队开始舍弃个人报名的方法，而实行集体报名，以班排连为单位（学校已经按军队的编制重组过）。对付那些继续死顶的青年，则另有一套杀手锏：坚决明确地拒绝在城里给他们分配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队员一般都敌视“知识分子”，所以对他们就有意收紧政策。结果，一些伤残的、有病在身的、未满16岁（规定的最低年龄）的，都不得不下了乡。出身不好的青年毫无招架能力，所以通常是出身好的最能顶。同样，相悖的是，获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军代表看好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可他们在动员其他人下乡时的表现却积极得很[ A. Chan, S. Rosen, J. Unger，前引，页444-445；J. J. Michel/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页34。]。有些人可能会被分配在城里，那就会引致红卫兵小头头们的一番激烈争斗，要进入有权决定安置知青的工作小组。为了能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属下的机构接纳，暴力、贿赂，无所不用其极[ 《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 4207，页11。]。表面上装出自愿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必须这么说才能表忠心），其实是小心行事，千万别让自己的名字登上那下乡名单。这些积极分子满嘴高调给别人指路，自己却不去走，他们的这种行为令当局很担忧[ 这些“逃兵”是被《红卫兵报》（1968年7月17及31日）揭发出来的。见刘小萌，前引，页152-153。]。
 
 进入秋天后，上山下乡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总是走在最前面的东北三省，从9月开始就成批地遣送学生。沈阳有17.6万名老三届毕业生，在短短10天内14.4万人被送下了乡[ 《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页246-247。]。不过，在学校里还留下不少老三届。所以，毛在12月21日晚发出那条有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见本书，页38。这条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12月22日是刊登上报纸的日子，其实21日晚上已经通过广播电台向外宣读了该指示，即刻掀起总动员。]，全民又再一次上街兴高采烈地庆祝。这条指示更强硬更明确，从此之后宣传工具不断地重复又重复。下乡浪潮演变成了真正的狂澜，不仅是知青，连其他阶层的人也都受到了冲击。黑龙江省又一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在1968年5月7日成立了第一所“五七干校”。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赞扬他们取得的经验。此后，“五七干校”就在全国遍地开花。数十万干部及知识分子被送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些带同子女下干校，如果这些孩子16岁了，或者等他们到了那个年龄，就都被看作是知青。毛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务人员立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成千上万地出发到下乡去。此外，无业游民、家庭妇女、有政治污点的人，还有社会青年都被大批送到农村去。但是，被卷入这股洪流的主要是知青[ 1968年有60万城镇居民下了乡，再加上近200万下乡知识青年；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3。]。
 
 毛12月22日的指示不仅针对他们，也针对他们的父母以及接待他们的农民。从该指示发表那天起，负责干部就放弃了说服工作。根据林彪的逻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么一来，当局采取强制手段就顺理成章了。另外，那些当时未离开城市的青年普遍都缺乏革命热情，当局认为必须施行强制手段。学校、街道委员会以及父母的工作单位，三者联合起来，使这些青年无法进行消极抵制。而那些仍在犹豫的或者继续抗拒的，就随时被来做思想工作的积极分子骚扰，有的时候，还带些小孩儿来大声唱最新的语录歌。假使这还达不到目的，就会到单位去揭发，单位就工资、粮票一块儿扣。反正，任何伎俩都是为了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声势表示对这项政策的全力支持。到处都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欢呼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者欢送下乡的知青。不时会看到某些古怪现象：被迫前来的欢送者的人数与被欢送者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比如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动员了120万人来夹道欢送120位知青下乡[ 刘小萌，前引，页168。]。
 
 虽然一般都有些夸大事实（或者把下乡的各阶层人士都混在一起算），但1969年期间公布的下乡数字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个前所未有过的有组织的移民潮。它并不像以往那样仅仅跟大中城市有关系，现在是连最小的镇都涉及到了。拉萨那么一个人口稀少的城市，在1969年10月第一次送走了一批知青。少数民族的子女、华侨子女，甚至外国专家的子女，都不能幸免。农村地区，过去有人对大批接待城镇青年持保留态度，如今也不敢再表示异议了。新闻报道了一些动人的事例：农民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接待好这些青年，有一位甚至把刚盖好的准备结婚用的新房让出来给他们住[ 同上，页162-170。]。
 
 从1968年底到1969年春，下乡热潮风起云涌、震惑人心。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几次远距离移民。一月初，北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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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上海和浙江计划送62.1万知识青年到边远省份下乡。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运输问题。东北铁路线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必须把26万及5.5万青年分别送到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就是说在5个月内每天要开出两班专列[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4。]。沈阳军区（统管整个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司令员陈锡联调动所有资源保证完成任务。多亏了他和领导该省的毛远新（毛的侄子），辽宁成了下乡运动的卓越典型。在1968年底，这个省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则别出心裁，让下放干部带着知青及城镇居民插队落户，树立了另一种榜样。该省在短时间内就遣送了10万多青年下乡[ 刘小萌，前引，页167。]。
 
 下乡的和留城的
 
 1969年春，绝大多数“老三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也结束了，因为九大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伟大领袖的领导班子。5月，《人民日报》欣喜地宣称：在中国的每个公社和每个农场都有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届毕业生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张旗鼓地展开了。1968年，有一部分学生还能受益于“四个面向”的政策，幸免下乡的厄运，可是1969年毕业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时，很多地方的办事原则是“一片红”政策，就是说除了少数应征入伍的可享有特权，其余的毕业生全部都无例外地必须下乡。“四个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年届毕业生时，才又再奏效[ 多次访谈记录。《上海经济1949-1982》，页87。]。
 
 正像我们下面谈到的，“老三届”[ “老三届”有时也称作“老六届”，因为初中、高中各有三届学生，见《青年一代》，1984年6月，页36。]毕业生过去现在都有强烈的归属感。知青中只有他们享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其实，他们是新下乡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文化革命前最后一批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学生。照毛的说法，那是“修正主义”教育，尽管如此，比起随后的12年，这种教育达到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些“老三届”们在农村有时跟与他们同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相聚，他们的遭遇相似，多年间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以毛的观点来看，大学生比初高中学生还“臭”，因为他们念的书多。不过，通常不把他们列入“老三届”。有关知青的统计数字一般不包括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身份是不太一样。尽管毛再不愿意将他们直接分配到干部的职位上去，但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国家发给的固定工资。特别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几年之后被调往城镇的工作岗位而成为干部。这些年青人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称号：“老五届”，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在1965年进入大学的，而在1966-1970年间被宣布“毕业了”[ 他们的学习期限通常是三四年，但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停了课，所以推迟了毕业。虽然他们的命运没有“老三届”那么悲惨，不过他们一般也都经历过混乱时期，走过曲折困难的道路。见观沧海（主编），《“老五届” 三十年风云录》。]。在这个时期之前，除了个别情况[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180名文科大学生自愿要求调到北京郊区，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全面革命化，也替农村干部搞宣传工作，并担任他们的副手；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15日，第二版，及1965年12月20 日，第二版。]，大学生是可以避免下乡的；文化革命后，“工农兵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大批下乡。“老五届”没有构成像“老三届”那么显著的社会群体，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运道稍微好一点儿，而且在人数上，他们几乎少了10倍，总共有55万名，而“老三届”应该有500到600万之多[ 观沧海提出有100万“老五届”（前引，页4），但官方统计没有列出如此重要的数字；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3、966、969。估计“老三届”的人数就更难了，因为教育部的统计没有列出一个主要的数据：中学生之中，有多少是具有城镇户口的。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专家们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些认为有400万，城镇学生占40%，这似乎有点儿太武断（顾洪章等，《始末》，页96、112），另一些说有500到600万，还有些说超过600万（史卫民等，《知青书信选编》，页3）。1985年一个官方资料来源称有640万（J.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 页XI）]。见于1967-1969年间的知青下乡数字，我们很难同意只有400万这个数目。很可能是在500万和600万之间。虽然“老三届”已成了一个专门术语，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但这三届人的待遇不完全相同：下乡的机会以及形式一届跟一届都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1969那一届得到的待遇也是与众不同的。每届之间下乡比率存在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当时政治形势演变得太快，以及事实上分配安置是分届决定的。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那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各地政府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就出现了下述的情形 在北京1967-1969年间，有25万知青下乡。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1967年走的，大部分是1968年被送下去的，但68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比前两届都要晚，他们进工厂或者参军的比例比较高[ 10月底，调动的7万2千名城镇知青中，2万3千人进了工厂，1万人入了伍；见《北京劳动大事记》，页180。]。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此有所批评，结果69届毕业生几乎100%全部下了乡[ 刘小萌，前引，页167。]。
 
 在上海，1967年没有人下乡，可是1968-1969年间的浪潮来得更汹涌，大约66万5千名知青被送到乡下去。然而，30%左右的“老三届”留城进了工厂，根据不同的届别，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初中生、高中生都不一样。跟北京相反，66届及67届毕业生进工厂的比例最高，但68届下乡的比例就高得多。根据不同年份，下乡地点也很不同。66届及67届大部分去了上海郊区，而68届则去了外省[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31。1995年底到1996年初金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饶有意义的案例调查。可惜，由于某些数据不足或含糊不清，调查没能提供每一届下乡学生的准确比例数。]。至于上海的69届毕业生，下乡人数的比例与68届相似，根据上海劳动志，差不多是100%[ 《上海劳动志》，页112。]。
 
 在同一个地方，下乡人数比例根据不同届别有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在某些省份，1968-1969年间下乡插队的人数相应地比较少，那就是说，与上海及北京相比，那里的毕业生下乡的比例要低得多[ 在研究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省志中，我们发现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的因省而异。有关各省上山下乡人数，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2-303。]。
 
 同龄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根本的，比起他们所属的社会政治阶层带来的差别，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因为主要是以后者作为准则来筛选的。参军的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城市的工作职位则预留给一些工人及非军人干部的子女，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下乡插队了。至于普通出身或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说是所有其他的），他们就几乎100%地必须离开城市[ 见J.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页134。 ]。本来下乡最低年龄规定为文化革命前满18岁，之后降低到16岁。但1968-1969年间，在具体实行中，很多只有15岁的少年也不得不离家背井，有的还去了远在几千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恢复到16岁为最低年龄。
 
 从全国来看，1967-1968年间下乡人数为199.68万，1969年为267.38万；总数为467.06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新华社讯，1970年5月3日，刊于SCMP,4655,1970年5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一版。]。
 
 狂热代替组织
 
 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底到1970年夏，这场运动是处于形式上最正统的时期，那也是一个原则上人人必须下乡（无定期）的运动时期。这个阶段的纯粹的革命性不止表现在意识形态目标至高无上，而且可以由中央组织能力的减弱来解释。实际上，谭震林在1967年2月就靠边站了，从那以后，“领导小组”以及该办公室也销声匿迹了。当时，再也不是中央计划调度直接管理的时期，而是在开展运动的全过程中体现落实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毛派分子看来，伟大舵手发出的指示及思想足以令工宣队与军宣队在学校里好好动员并组织学生下乡插队。然而，就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国的官僚机构仍然凑凑合合地继续扮演它的角色。当然，那是在周恩来保护之下（毛心里明白不能完全把他甩掉），坚持执行落实领导人的各种政治决定。因此，很可笑的是，中央安置办公室在“地下”继续工作，还搬迁了两次。1969年12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撤销了，属下的安置办就并入劳动部，由该部的军代表负责领导。但是，平时把别人送到乡下去的中央安置办干部自己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剩下两个没去。至此，在中央一级只有两个干部在负责管理从1960年代初就下乡的600万知青。6个月后，1970年6月，在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中，旧的安置办作为劳动部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安置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9、93。]。虽然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报刊上，但仍在继续运作，并出版内部通行的“上山下乡简报”。这个组其实是替国务院起草准备有关下乡插队的计划。尽管工作条件差了，制定计划者的专业水平也不太高，但继续有计划开展这场运动是原则，政府没有放弃过，计划照做。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是由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及老红卫兵代表组织，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1969年计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继续动员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庞大的数字显示出当时革命的狂热如何压倒基于现实的理智。人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下乡运动应该是涉及到全体知青的。该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有的代表问，如果城里的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招收城市出身的转业军人，二是召回机关单位的下放干部，三是吸收群众推荐的高中毕业生或中专生[ 同上，页85。]。他的这一番话突出地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已经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化革命前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到了1969年，不知道的是城市青年下了乡，工厂该怎么去找人替代他们。
 
 在地方一级，自然出现下乡运动的组织问题，因此当局就针对需要设立了各类办事机构。至于机构的名称，真正五花八门，可见那临时凑合的性质。北京在1967年4月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设立了“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属下有“安置就业办公室”（简称“安置办”）[ 《北京志 劳动志》，页45。]。许多省称作为“安置工作办公室”或者“上山下乡办公室”，也有的用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称[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6。]。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成立“四个面向办公室”，主管全部毕业生分配工作，其中也包括下乡的知青[ 《湖南省志 综合经济志 劳动》，页68。]。这些不同的办公室可以直属革命委员会或者该委员会属下的专职“小组”（管生产、行政、教育、政治，等）[ 顾洪章等，同上；刘小萌，前引，页275-284，尤其是第279-281页上的表5-2，清楚地显示了省一级负责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的极端繁复。]。每个省内，不同行政级别负责下乡运动的工作机构又有纷乱杂陈的各种名称。在接待的地方，一般由抓教育及青年问题的干部负责知青的一切。后来，在全国慢慢地（并不是统一的）变成特别委派干部去专门执行这一任务。在江西省安源县，1969年1月7日成立了“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属下有一个同名的办公室[ 《安源县知青志》，页4-6。]，管理所有下乡的人员，包括知青、下放干部以及城市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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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人员或出身不好的[ 据河北省电台广播，1970年10月30日，刊于SWB，1970年12月12日。]，就像那个时期大多数的这类机构一样，在名称上冠以“五七”，以示与“五七指示”有关。到了公社一级，经常是抓教育和青年问题的党支书负责管理知青。有的地方，在公社一级，甚至在生产大队一级，设立“再教育领导小组”。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生产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抓（或不抓）知青问题，有时指派一个农民去负责。根据1973年政策变动中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采访所得到的资料，在头几年里地方一级组织的工作漏洞百出。1968-1969年间，由于文化革命后行政组织解体，某些地方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出来帮助农民接待知青[ 新华社讯，1969年6月26日，刊于SWB，1969年7月15日。]。当年无处不在的军队也接手了国营农场，并改组为隶属于每个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的军队农场[ 除了那些归地区、县或市监管的最小型的以外；见《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页371。]。这种农场军事化仅仅持续了几年。
 
 从1970年春起，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都意识到地方基层一级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中涌现出的众多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挪用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经费。有些地方干部真的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可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要、完成某些集体工程或者甚至拿出一部分来大摆筵席兼大家分钱，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至于国家低价供给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就经常移作他用（比如说给老人做棺材）或者以劣换优。一旦钱到了手，地方干部就怂恿那些城镇青年回家或到别的村子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干部还虚报知青人数，希望借此能得到更多补贴[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1-92，及刘小萌，前引，页284-287。]。
 
 正正是为了抵制低劣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种破坏行为，1970年5月12日中央发布了由毛亲自批示的[1970]26号文件，要求各级领导把下乡知青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 6月23日发出一条指示，专门谈到安置经费的使用，并强调严禁挪作他用；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93。]。这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代表起草写就的文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含糊不清又杂乱无章。5月23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改造世界观”的社论，重新肯定学生下乡运动及干部下放在意识形态上的深远意义。在1971年8月13日公布了经伟大领袖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两个估计”，否定了文化革命前17年间的教育路线，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及[ 见本书，页41。]。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尽管意识形态几乎固定不变，实际情况却变化得很快。自1970年秋起，特别是1971-1972年间，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放慢了，而中央对这一现象没有做任何政策上的决定。下乡人数大幅度下滑：1970年106.4万（仅为1969年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而1972年又再降至67.39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这种放缓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经济恢复了，教育重新上了轨道；二是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抵制，而当局的决心又较前减弱。
 
 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67-1968年间下跌之后，在1969年上升了34.4%，而在1970年上升了30.7%[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使领导人对前途重获一定的乐观，他们正在欢天喜地地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计划，也是为了满足职工安排子女的要求，企业准备在1970-1972年间大量增聘人手。中央政府在招工问题上的失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预备在1970-1971年间招聘306万职工进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结果招了933万[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1-102。]。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20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指出基础建设铺的面太广，导致“三个突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了5千万，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商品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同上。]。人们将之称为“小大跃进”，虽然结局没有像1958年那样悲惨，但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在1971年下降到14.9%，在1972年则下降到6.6%，因此就导致了这两年的工业生产率总共下降了4.6%[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然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找出解决办法。1972年，这种状态仍在继续。计划在国营企业单位增加100万职工，最后真正招进的人数为292万，这里还没有把招进集体企业的150万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同上，页104。]。
 
 大量招工自然减少了下乡的人数。城镇企业领导已经有好几年都只能招到极少的城镇青年，现在终于得到准许可以敞开大门招聘这些劳动力了。从1970年秋起，该年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招进工厂[ 这类情形出现在上海（《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第四版）、昆明（1984年12月29日与M.Z.W.的访谈）、桂林（1984年12月8日与G.M.的访谈）以及全国各地。这类直接招生在1971及1972年间有所增长。因此，在广州，1972届的学生中估计只有50%下乡（Hong Kong Standard, 1973年7月3日，见T. Bernstein, 前引，页104），而在北京还不到50%（W. Kessen, Childhood in China，页197）。]。在那个时期，毛偏执于会跟苏联打一场大仗的预见，于是在 “三线”地区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三线”是指远离中国主要中心的地区，在那里建立基础设施、军工厂及重工业 。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青年都被招工进了城。比如在云南省会昆明，1970-1972年间基本上没有人下乡[ 与MXY的对谈。]。在贵州省，1968-1969年间8万知青下乡之后，从1970至1973年期间，下乡运动几乎完全停顿，一共只有2900名青年下了乡，平均一年725名[ 《贵州省志 劳动志》，页68；刘小萌，前引，页387。]。
 
 此外，必须看到，教育制度重新启动，也稍微推迟了青年就业的年龄。明显的是升入高中的城镇初中生大幅度增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1006。]。然而这种进步极其有限，因为新建立的体制把中小学合并为十年一贯制，代替了原来的12年学制（其实只是过去的初中毕业后再多读一年）[ J. Unger，前引，页33、154。]。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获准返城的知青在城里就业或上大学。新的大学招生制度是在1970年制定的，要求高中毕业生必须有至少两年的生产劳动经验才能进大学。赫鲁晓夫又一次做了毛思想的祖师爷，毛提出的政策与赫的是异曲同工。就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58年首创新规定：学生入大学前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入学后头几年还得定期参加体力劳动[ 同上，页189。]。这些规定很快就被苏联当局放弃了，可是在中国，尽管温和派一直反对，毛的这项高等教育政策从1970至1976年还是得以顺利推行。对毛及那些极左派来说，选拔大学生的问题重要无比。因此，从文化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13日，毛就让中共中央通过了一条取消大学入学考试的指示，代之以群众推荐、干部评选的招生办法。7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同上，页113-114；顾洪章等，《大事记》，页65。]。由于文化革命，这项规定4年后才开始执行。大学招生并不会影响到大多数知青。实际上，1970年秋之后才逐渐恢复的高等学校并没有接受大量学生（1972年总共是19万）[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6。]，加上在乡下待了起码两年的知青还得跟其他的“工农兵”竞争，而后者理论上应该占学生人数的大部分[ 其实，当时似乎有一条“内部”规定：65%的“农民”大学生名额是预留给知青的（与C. H. G.的对谈，1987年9月19日）。Suzanne Pepper也指出那个时期的一大部分大学生是知青，见Suzanne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刊于Asian Survey, 1978年9月，页870-871。]。
 
 选择哪些青年可以不下乡，哪些可以调回城里，一般都得看阶级成分，后来放宽了，新规定（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虑具体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已经有兄弟姐妹下了乡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 多次访问记录。J. Unger, ?China 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Contemporary China, III(2), 1979年夏，页86。必须指出，因家庭理由回城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一份工作。厦门年青女诗人舒婷，因是独女，于1972年返城，但直至1975年方在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得到一份固定工作。待业期间，她只能靠着做些临时工作维生（与舒婷的对话，1985年7月7日；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页285）。]。1973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全国推行上海对归侨知青的优惠政策。他们本来是回中国念书的，可是其中大约1万人从1968年起就陆续下了乡。因为他们的“海外关系”引起猜疑，所以经常受到歧视。政府顾及到在国外，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可能造成的不良形象，所以决定让他们返城，甚至准许他们像其他华侨一样出国[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9-110。文件全文收录在国务院知青办编辑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页84-86。]。在当时，或者说在整个下乡运动期间，有另一类青年可以得到不下乡的赦免牌，就是那些在体育、艺术、外语或某些学术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这些“超天才”就直接进入城市单位或者高等学校[ T. Bernstein, 前引，页106-108，及S. Pepper，前引，页869。]，然而，就算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后门、关系和红包，对天才来说，似乎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梁恒就是一例，他个子特高，篮球场上手脚灵活，所以不仅可以不用下乡，还上调到湖南省会。如果他答应进篮球队，就有好几个大工厂都想招他做工人。虽然有省体育教练的支持，最后还是靠一位医生的贿赂及一个党支书的有偿支持，事情才得到解决[ 梁恒与J.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第18章。]。
 
 下乡知青人数下降确与城市工作单位大量招工有关，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个时期正值“林彪事件”发生。这位“三忠于”人物在九大上被正式指定为毛的接班人，但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已经与他的恩师貌合神离，冲突已潜伏下来。这场政治危机最后以1971年9月大元帅的神秘失踪收场，同时也产生了较长时间的效应，尤其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在1972年回朝掌政[ 林彪，眼见阴谋暴露，企图乘飞机逃往苏联，后其座机坠毁在蒙古共和国。J. Guillermaz,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 卷二，页565。]。极左派当时在教育领域明显地作出了让步[ J. I. L?fstedt,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 页135。]。似乎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高等院校在1972年招收了直接从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据说从恢复优秀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大学之时起，周就举双手赞成[ S. Pepper, 前引，页869。方毅的讲话载于Pékin Information, 1978年1月2/16日，页16。]。林彪身亡后，面对“大管家”们，毛的地位有所削弱，因此他忧心如焚、无暇顾及其它，毛派分子们自然也就放松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而“管家”们则避免公开讨论或否定毛的下乡运动理念，以至宣传的调子与68-69年的不差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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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运动的降温，除了领导人的政治忧虑之外，也许基层干部的意兴阑珊更重要。毛式领导作风是建筑在缺乏制度上支持的极度激进主义之上的，不容许官僚式的工作永远循序、一成不变。许多地方干部在1968-1969年间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忠心与虔诚，一旦秩序建立了，红卫兵也被分散到了各地乡下，这些干部就认为下乡运动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为了打击杜绝这种态度，出台了1970年(5月12日发出的)26号文件[ 毛批示的这个文件强烈要求各级干部将下乡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解决知青的一些问题，并要求加强宣传工作以及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但无甚成效。其实，另有一个原因使基层干部失去积极性：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抵制情绪越来越剧烈。知青在当地陷入的严重困境已经家喻户晓。事实上在城里有不少办法可以找到工作，这就鼓励了青年及他们的父母奋力抵制动员下乡的工作。“走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也使一般群众灰心丧气。有的时候，抵制行动发展到威胁或者殴打负责动员下乡的教师及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113。]。后来，动员工作在学校内进行，这是个巧妙的方式，用以避免学生中途辍学。当时，辍学的学生，“有上等 后门 的进部队当兵，有下等 后门 的进工厂当临时工。没 后门 的闲散在家，等候时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1968年入学的有9000学生，可是到1972年毕业时，只剩下2300名[ 刘小萌，前引，页273。]。抵制行动也波及到已经下乡但开始未得准许而回城的知青，有些甚至递交请愿书，要求招聘他们。 1972年底，估计有至少10万知青处于这种境况下[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2、107。]。这当然令中央领导大为不满，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愿看到下乡人数大幅跌落。因此，1971年计划遣送140万知青下乡。结果计划只完成了53%。1973年初，抵制行动愈演愈烈，到5月底，上半年的计划只完成了29%[ 刘小萌，前引，页270-271。]。
 
 当局为了缓和抵制行动，就着手处理青年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揭发出了农村干部迫害知青的恶劣行径，尤其是女知青被奸污的骇人听闻的案件，有的负责干部因此被查处[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6-97、106、108-109。]。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是另一桩令人沮丧的事，如今也涉及到了：1972年5月1日下达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 走后门 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这个通知是经伟大领袖亲自“批阅同意”的。10月又发布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公布的44号文件则规定，凡通过“走后门”获得城镇工作的必须遣返回乡[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7。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7，他们将第一个通知的颁布日期误认为1971年5月1日。]。短短几个月中连续发布三个同类的文件，这就说明当局面对那些问题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又想表示要“干一下”的决心。相反，知青的身份得到了提高。从1970年起，或者说是自1969年底始，报刊不只是再谈论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强调必须改善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才能[ 见《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第二版，及1970年5月8日第一版。]。1969年夏之后，还从知青中选拔积极分子去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 据辽宁电台广播，1969年7月19日，及安徽电台广播，1969年9月23日，各刊于SWB，1969年7月23日及1969年10月7日。]。后来，还有知青入团入党。
 
 领导人也利用林彪事件来攻击群众的抵制行动：叛徒元帅在他的“武装起义计划”（即“571工程”）里写明必须利用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不满情绪，他诬蔑这场运动为“变相劳改”，并揭发毛利用红卫兵先作“炮灰”，事后又作“替罪羊”，企图以此获取群众的拥戴[ 这份文件的全文收录在Y. M. Kau的The Lin Biao Affair，页81-90。]。不知道是不是原文版本[ 果真如此，那很明显是林彪厚颜无耻地利用人民群众对各种政策措施的不满情绪，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主要的制定者之一。正像李一哲在大字报上所说的：“林彪的 571 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 借用力量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页86。]。不管是不是，在1972年公开“揭露” 这些片断，反映出当局决心面对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意将大批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消极思想和一个背叛祖国、众人唾弃的叛徒拉上关系。
 
 为了不让群众表达意见，中共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法之一，就是把群众自发产生的思想念头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这要比简单的查禁有效得多。在1973-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这种手法又被反复使用。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
 
 运动继续进行，但进度减得很慢了，这样过了两年，1973年春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重新推动这场运动。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减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数，因此就得增加下乡的人数。1973年1月7日至3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197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不再招工，同时还必须精简100多万职工[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8。如同通常那样，那些决心立意都没能坚持，1973年国家机构职工增加了150万。不过，当局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意图。]。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开始“被消化掉”了，毛派分子企图采取政治主动。由于下乡运动和教育一样与毛垄断的思想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形成特别有利的地盘。领导内部的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 。
 
 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及全国工作会议
 
 重新启动运动，就必须伴随机制上的调整。事实上，运动开展4年多以来已经涌现出众多明显的社会问题，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 见本书第九章。]，再次启动可能会令情况更趋严重。最终促使各个环节上调整的，却是通过1970年代中国古老的“告御状”形式。追溯那些调整的源头，显而易见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师，他在1972年12月20日以“告御状”的方式给毛写了一封信，随后无上光荣地收到伟大舵手的亲笔复信。李庆霖是莆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16岁正准备动身下乡。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在写给毛的信中，李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之后，他还断言当局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回城了[ “李庆霖事件”在当时或稍后的资料来源都很多。至今能找到的最完全的文件资料在刘小萌的《知青史》，页355-367，以及在顾洪章等的《始末》，页116-121。M. Frolic在Mao s people，页42-47，以英语做了介绍。]。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托付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 李庆霖通过“关系”曾接触过王海蓉；见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1。]。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毛居然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这的确是李庆霖所作的事。后来3张钞票存放在李庆霖居住的一个镇储蓄所的保险箱里。李当年写信给毛主席时所用的桌子已经摇摇晃晃了，可他怎么也无法下决心把它处理掉。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19，以及胡发云等，《沧桑人生》，页32。]。然而，这封信，如同李庆霖自己写的那封一样，直到6月才被传达下去的，而且是通过“内部”渠道的。这两封信后来作为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附件，在全国印发直至公社或区级，然后口头向全民传达。李庆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各个角落，他的敢做敢为被人们广泛称颂[ 然而，这令莆田县的地方小干部勃然大怒，觉得那是针对着他们的。随后他们就立即想法抹黑李庆霖父子，声言李欺骗了毛主席。他们的顶头上司比较聪明，严厉批评他们的做法，把其中一人撤了职，另一人给调走了。刘小萌，前引，页365。]。李老师本来政治上并不清白，1950年代有过些政治问题，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又成了在县级、省级、甚至国家级都有话语权的领导人[ 李庆霖在1957年被插上了“白旗”，因为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他也无法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多亏毛给了他复信，过去那一切都随风吹走了，再不会克扣他的工资了。他加入了共产党，升任为县教育组副组长、知青办副主任、省高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四届人大常委、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福建省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他的家人也都沾了他的光：妻子获得了一份工作，孩子们也在农村得到重要的职位。长子入了党，幼子入了共青团。1973年长子还被推荐上大学，不过他拒绝了这一提升。由于父亲的政治资本是建构于“送子务农家长”模范的角色，他很难接受这一点。后来，当“教父”们倒台的时候，李庆霖就为他的社会成就付出沉重的代价。见本书，页183。]。毛的复信不只是在这位卑微的教师的命运上产生了效应，而且还引出了机制上的一场总的改革调整，那就是在由周恩来召开的一次最高领导人会议上草拟的，后来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是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反映出上层内部各派势力经重组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尽管仍然是毛第一个提出，但立即跟上来的是政府行政机关总动员，决心全力发挥桥梁作用，把伟大领袖的指示在现实中贯彻到底。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与周的政治作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眷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毛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 这笔钱相当于李庆霖6个多月的工资，但对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毛的日常开支都由国家负担，专门银行的户口里集聚了长年的毛选版权费，直至他去世的1976年，已经高达7580多万元。见程再思的一篇似乎资料相当丰富的文章，《动向》2001年10月，页21-23。]。他还询问李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周恩来一得知情况，就立即行动起来。4月27日，李收到复信后的第二天，周就召开了中央高层次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毛的那句“全国此类事甚多”，其实就是对政府工作不言明的批评。周急不可待地回应毛的意愿，但同时借此机会就把文革前运动的一些特征(如经济发展的考虑，细心的管理及按计划办事)重新使用于1968年发起的运动中。因此，周在那次会议上提议制定一份1973-1980年期间的计划。无非是关于如何挽救他1963年制定的那份被文化革命打乱了的15或18年规划。他还提出好几项措施，旨在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此外又要求清理他们的个人档案，尤其搞清楚他们的阶级成分问题。实际上，自从林彪身亡后，相当多的干部已经得到平反，有的正在平反中。然而，地方干部通常没有及时把这些在外地出现的政治性变化纪录到有关子女的档案里。结果这些孩子回到城里继续遭到歧视。令周及其他领导人不快的[ 中共黑龙江省委在1972年11月就已经发出紧急通知提出这个要求；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6-107。]并不是因出身不好遭受歧视，而是领导人的子女沦为受害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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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会议主要决定了要准备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遵照该会精神，来自不同组织机构的70名干部分作13个调查组，分派到12个省，对知青的真实现状撰写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 为准备1973年会议所作的一系列工作给这场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起码对那些有意接触这方面研究的人士更为有用。]。由华国锋主持的这次马拉松式的全国会议1973年6月22日开幕，8月7日结束，足足开了47天[ 有关这次会议及准备工作，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22-129，《大事记》，页112-119，以及刘小萌，前引，页368-378。30号文件全文载于《知青工作文件 》，页87-95。]。1973年8月4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形式，经过内部渠道转发全国。会议结束前就下达了决定，这反映出问题对领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与紧急。1973年下半年，在各省市就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这些新政策，并公开进行讨论[ 可以使用的这些会议的总结汇报目录刊于T. Scharping，前引，页160-161，注释145。]。30号文件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要采取的措施，另一个是有关1973-1980年的下乡规划。附件都发到省市领导人手中，可以指导他们制定各自的具体措施及长远计划。
 
 第一个决定恰好就是加强下乡运动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从省到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任组长。任务是“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有关下乡运动的工作。这些小组设立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有了负责下乡运动机构的统一的名称、行政级别以及专门职责，因此也就增加了许多干部[ 1974年4月，毛给李庆霖复信一年以后，知青办公室的专职干部从8178名增加到13541名；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9。]。
 
 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因为当时全国的中央领导小组（它应该是隶属政府的，而不是隶属中共中央的）还没成立。那次工作会议以后设立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73年10月开始运作，可是到1974年1月1日才正式宣布成立。办公地点回到了农林部。该部部长沙风本来是军代表，现亦兼管知青办公室，而主要负责人则是于驰前、张亚群和顾洪章。奇怪的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个虚无机构的办公室那样，运作了两年半[ 这种状态令大部分中外研究该题材的专家都迷惑不清了。即使刘小萌也被各种互相矛盾的资料弄糊涂了，以为“小组”从1973年10月起就存在了；见刘小萌，前引，页382。我们认为似乎应该相信顾洪章所说的，他本人就在政府的知青办，官方对下乡运动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比较捉摸得清。有关运动的领导及办事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4-250。]。1973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1975年8月至9月国务院知青办在长春召开座谈会，会上再三提到尽快成立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后来，到了1976年4月沙风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小组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这最后一次终于收到成效。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
 
 中央政府老是反复多变，多半是跟实干大管家与空想理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尽管如此，从1973年起，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各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相继成立，各省市订立出1974-1980年的规划。在这方面，以致其他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当推湖南省株洲市，1974年6月被树立为全国模范。这个城市创立出一个协调机关，专门在城市的工厂与农村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永久性的联系。这样制度化了，就可以迫使干部更多地关心下乡运动。1974年下半年，在各省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全国上下都研究了株洲“经验”[ 关于这个典型，见刘小萌，前引，页423-434，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25-126。]。一再强调这个“经验”其实就是意图将1968年的“运动”固定下来，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纲要”[ 有关1973-1974年间所采取的所有措施，见T. Bernstein，前引，页143-171。]。
 
 大力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肯定是想一箭双雕：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同时能更有效地管治他们，这样就可以弱化他们对下乡的抵制、控制他们的异端行为以及减少农村不利团结的现象发生[ 关于社会控制及离经叛道的问题，见本书第10及11章。]。从1973年起，就要求地方干部抓紧知青的政治教育。但改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方式似乎最利于加强控制。根据株洲模式，这些城市青年再也不是分散在村子各处。他们集中在“知青农场”或者是与林、茶、果木有关的“知青林场”。相对于邻近的生产大队及公社，他们的独立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是不相关联的单位。即使在那些没有条件建立“知青农场”（起码需要有地和钱）的地方，也极力提倡把知识青年集中在大“集体户”（由几个已存在的几个小集体户组成）和“青年点”，又称“知青点”[ 在四川省的一个生产队，索性使用了一个相当露骨的名字：“青年集中居住点”；《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
 
 这样集中起来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还包括下放干部，干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与地方干部合作给他们组织活动。从1974年起，下去了几十万名带队干部，一两年轮换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个下乡知青配备至少一名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仍然鼓励集中知青，这就可以指派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地方小干部作他们的辅导员。总的来说，是要求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所有干部定期过问关心知青问题，并任命相关的负责干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对付不愿下乡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事实上，动员工作一直都是学校的事，偶尔街道组织从旁协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施以压力之时，才会求助于父母的单位。然而在新制度下，就变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压力，因为是家长的单位负责动员以及遣送学校挑选出来的下乡知青。单位的控制得到极度加强，那是因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同一个企业单位会不会招聘他。其实，从那个时期起，已经开始发展世袭性的招工制度，我们下面会谈到的[ 见本书，页144及161。]。把知青集中起来另立各别单位的做法，当然是与当初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原则相悖的。但是，面对知青要继续在农村生活下去所遇到的不言而喻的困难，乌托邦理想也只得退让三分了。
 
 1973年夏天的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40%的住房条件恶劣。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采取不同措施增加他们的安置经费。拨给集体用于安置每一个知青的补助费增加了一倍：南方从230元加至480元，而北方则从250元加到500元[ 在畜牧地区（内蒙、新疆）有700元补助费。但为了在国营农场及军垦农场安置下来已经付出的400元补助费并没有增加。]。有些青年虽然尽力艰苦劳动，还是非常困难，无法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提供口粮补助。又再次强调城市青年应该跟农民一样同工同酬。另外，把知青集中起来，有了分工，就有利于更好地组织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连同娱乐生活；有人管了，旷工缺勤的现象减少，结果收入就增加了。在卫生医疗方面也得到部分改善，坚持要求照顾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特别要避免安排她们在月经期间下水劳动）。对以前插队的生活困难的知青，也给予了补助：每人100元口粮补助及200元建房补助，补助经费中预定该用途的那一部分必须得用于给知青建房，不得挪用。然而，即使增加了经费，如果没有地方的金钱及劳动力的协助，住房一样盖不起来。这些房子盖好以后，房权归谁？在某些省份理论上属国家所有，而在其他地方又说是属于地方集体。房权问题不清晰，地方当局对此当然也就缺乏积极性。
 
 除此以外，国家还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贷款建立新的知青农场和集体种植场。同时也借助城市单位的力量。株洲模式很重要的一环是将遣送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部分责任转移到有关学生家长所属的城市单位。所以是单位跟下乡的地方联系[ 企业与有关公社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挂钩”；见《人民日报》1974年6月2日第一版。]，特别是赞助新的安置方式所需的建房额外开支。此外，有些家长工作的单位财政上无法提供援助（学校、行政，等），那么大型工厂企业就必须把他们的子女全包下来。
 
 为了增加学习及提升的机会，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专为知青安排函授或工余课程以及编写专为他们所用的课本。在全国会议上众多建议中之一是吸收更多知青进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委员会，以及基层领导机构里[ 见《人民日报》1973年8月7日社论。]。传媒反复宣传这个精神，而且在所有涉及知青的报道中都经常谈到有多少知青入了党，入了团，又有多少进入了地方领导机构。不过这类机会仍然是很有限的。根据知青办公室发布的资料，知青中党员的比例是在1%到1.5%之间，团员的比例在20%到30%之间，进入领导班子的在2%到4%之间[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56-57，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5。]。
 
 在全国会议上还公开讨论了特别令人焦虑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安全问题。大会一致同意有必要惩办那些迫害欺压知青的罪犯，所以分别在1973及1974年给一批干部定了罪判了刑。周恩来和另外几位高级领导亲自提出建议，把对知青施以酷刑的两个云南兵团军干部以及另外两个奸污迫害几十个女知青的黑龙江兵团军干部判处死刑，并且在大会后立即执行。跟着的几个月里各地还公开判处了一批[ 刘小萌，前引，页394-401；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5-119。]。集中知青并派带队干部，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城市青年，避免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然而，儆戒性的惩处并没能解决问题。一方面，事实上，当时的司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同一地区的干部总是互相包庇的；另一方面，地方干部掌握着知青命运，决定他们能否返城，新措施并没有削弱这些干部手中的大权。1974年揭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增无减，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实在是不足为奇，因此在那一年又掀起一场新的严惩打击运动，又有一批干部判处死刑。1974年起，有关部门把知青揭发的迫害事件以及“非自然死亡”的个案（似乎是意外或他杀引致）作了详细记录。虽然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但那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在全国会议之后并没有消失。根据知青办的官方统计，仅1976年就揭发出1万桩迫害事件（其中奸污女知青占大多数）。同一年，记录有4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个案，占总死亡人数的73.5%[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70-71，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4。]。
 
 1973-1974年期间，下乡运动经历了一场不像1968年似的彻底的改革，但至少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才进行的调整改良。很明显，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提出的种种建议在农村都不太见成效，而机制的改革只是逐步地在全国展开。比如说，株洲模式还远未被广泛接受，得慢慢来。从1974 到1978年，知青农场及知青队只接纳了全部新下乡知青的20%多一点儿[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不论怎么说，1973年以后的下乡运动有新的政策，为了继续运动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一笔经济账。事实上，这场运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企业单位来说，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改变成本利润之间的平衡，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前途。国家直接拨付用于下乡运动的经费逐年增长：1973年4.79元亿元，1974年8.44亿元，1975年9亿元，1976年打破纪录达到10.7亿元[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9。]。
 
 1973年夏的全国会议颁布了相当详细的规则厘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对身患疾病或者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特殊情况应另外考虑，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说那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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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政策。其实，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布了类似的条例。1973年的规定还给负责决定知青下乡及回城的干部一定的决策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问题或者经济困难问题上。不管怎么样，官方正式承认家庭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可能将所有青年都送下乡的现实，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需要”了。然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从来都主张尽可能地全面推广下乡运动，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无疑令他们大为不满，又一条毛派原则在工作会议上被放弃了。根据上海报纸报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完成任务”时牺牲了，而她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她说：“我哥哥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代我自己的再教育。我哥哥在农村干过革命的事实也不能就说明我该过舒适的生活”[ 上海电台广播，1973年10月15日，刊于SWB，1973年10月19日。]。这其实是“上海派”对发布的政府政策的一种隐晦的批评，不过没有引起公开斗争。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入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第四版。]。
 
 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见中共十大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3年9月10日，页25。]。
 
 领导人们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万知青到外省去。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 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 刘小萌，前引，页391，注释1。实际上，有1万多上海人去了贵州；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 见本书图表1，页191。]，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11。见本书图表2，页192。]。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革命前唯一正式实行过轮换制的省份广东，1975年又再一次重新实行，遣送了几乎与1968年同样多的青年下乡[ 见《中国人口 广东分册》，页168。]，同时也组织了一大批1970年以前下乡的返城[ 我们很遗憾没有找到返回的确切数字，但多次访问都向我们肯定了这一事实。]。
 
 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现实主义令政府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效益问题[ 有关知青在国营农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经历，见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解体，见刘小萌，前引，页471-480。]。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1967到1969年，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政府很快地就觉得不对头了，1970年10月召开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商量对策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1971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11.1亿元。问题在于兵团干部根本不关心生产，而且也没有能力指导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军队编制的干部架构臃肿，完全是一个官僚政治机构，因此开支庞大。根据1973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行政机关的干部中，直接管生产的仅占8%，但同时期农场转手到军队管辖之后，干部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在内地的一些地区，没有边防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需要开垦，这些兵团存在的意义何在，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史卫民、何岚，前引，页374-378。]。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就决定解散兵团，由国营农场来替代。下放在兵团的知青就不再是“兵团战士”，而成为了农场职工。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
 
 1973-1976年，这一时期可谓“两条路线斗争”时期，由于双方都自感时日无多，斗争更显激烈。温和派的牵头人周恩来已知癌症在身、历日无多，而作为极左派主要支柱的毛则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斗争主要集中在是保留还是放弃某些“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温和派偷偷地企图重新修改，而极左派则全力维护，声言要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毛式的下乡运动招致极度暴力性的斗争。“今天，像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这类新生事物就是一场既尖锐又残酷的斗争”[ 青海电台广播，1975年12月22日，刊于SWB，1975年12月30日。]：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气氛。
 
 上文已谈过，1973年知青遇到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似乎有过相当的共识。不过，涉及到入大学的条件时，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年初，一大批文化革命中被罢了官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回朝了，显示温和派在政府里的势力得到加强。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下，4月份国务院重新将文化水平考核部分列入进入高校的各项标准中：大学生的选拔只能在“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青年中进行，“首先看他们的政治条件”，然后再通过考核“测定他们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2月2-21日，页14-15。]。尽管极左派强烈反对，许多地区还是把“文化考核”安排为选拔程序的最后一关。
 
 7月份开始，极左派抛出张铁生事件，向文化考核开火。张是辽宁知青，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和团委委员，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有一封信：由于全身心地扑到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因此没有时间温书。他很遗憾地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偏向于那些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的“浪荡书呆子们”。信中提及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 实际上，他的出身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名叫刘铁芳。他的父亲开杂货铺，与国民党保安队的一个高级官员关系密切，因此到了1958年就有麻烦了。这个问题本来会给儿子造成永久的污点。但母亲离婚改嫁了，儿子随母，从继父姓，为了和过去一刀两断，索性连名字也改了，从此就叫张铁生。见刘小萌，前引，页560。]。他表示虽然交白卷，但不感觉可耻，只不过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他的入学资格取消，“自幼的理想”不再有机会实现。其实，前两场考试张铁生就没有考好，而那封信是事前准备好的。信是6月30日写的，7月19日《辽宁日报》[ 《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刊于SWB，1973年7月27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那封信。7月10日毛远新在一个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风闻了该事件。他立即抓住机会，把该信作了些少改动，将最末一段恳求“尊敬的领导”照顾之类的话删去，加上他亲自过目的编者按，交付报纸刊登[ 刘小萌，前引，页562-565，收录了张铁生的原信（错别字都没改）；《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二版。]。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同时再次重温伟大领袖5年前，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批示：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0日第一版。]
 
 8月16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反潮流”[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6日第三版。]。几天之后，在十大上，极左派头头之一的王洪文与周恩来都再次重复这个口号。两人都说毛曾经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则”。整个9月份里，多篇文章把“反潮流”和“白卷”事件联系起来大加发挥[ 见《人民日报》1973年9月10日第二版和1973年9月22日第三版。]。张铁生成了英雄。尽管成绩很差，他仍然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而且还当上院党委委员，其实他是在农村的时候才刚刚入的团。后来，从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他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下面再详细谈，但先说1975年1月他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进入了常务委员会。这种令人目眩的晋升速度并不像那份“白卷”是幸运巧合的结果，这是来自对不可一世的人物有意识地表示无比忠心，而后又被这些人物提携的结果，比如张同学还荣获了江青的接见。
 
 1974年1月出现了另外两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这个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接上了下乡运动，但是该口号继续在高呼不停。辽宁知识青年柴春泽突然名扬天下，是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拒绝了老父替他准备好的返城机会。柴父出身贫农，是老红军战士，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柴春泽在信中不仅拒绝离开他要“扎根”的农村，而且还严厉地批评父亲不再能担负历史的使命。他这样写道：
 
 “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 《人民日报》1974年1月5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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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不管柴春泽当初如何诚心诚意，公开自己与父亲的往来信件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要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且立场鲜明，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他自己申辩说，是为了通过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所以在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会议以及所在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宣读了那些信件。毛远新看到了记者关于这次工作会议的报道，就安排在《辽宁日报》刊登柴写给父亲的信，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辽宁日报》1973年12月20日第一版，及刘小萌，前引，页571-572。]。
 
 在上述的这桩事件中，宣传部门特别强调革命的青年一代必须向老一代挑战，而钟志民事件则是斩钉截铁地揭发通过“走后门”离开农村的行径。钟志民身为军队高干的儿子，又是烈士的孙子。他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祖父曾经是江西苏维埃的村长，后来牺牲在长征中，而钟自己则完成了一项光辉万丈的行动：要求从南京大学退学，因为他是走后门被录取进入的。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他交给大学党委会的申请退学报告。他说在农村仅仅待了3个月，在1969年就占用了一个农民的征兵指标参了军。他甚至都不需要劳动他父亲出面，只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就够了。1972年，他萌生进大学的愿望，于是去请父亲想办法。只需打一个电话，入大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得偿如愿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样一种做法令他感到沉重的思想压力。虽然家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则表示反对，他还是在1973年9月底递交了退学申请报告。大学拒绝了他的申请，由于钟志民一再坚持，报告就转到了江苏省委，但同样被否决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江青和周恩来插了手，退学申请最终被批准了。1974年2月他回到了1968年插队的江西省瑞金县。后来他多次参加江西及福建知识青年的省级会议。他当上了劳动模范、生产小队副队长和党小组组长。1976年他被任命为县共青团副书记[ 刘小萌，前引，页538-546，及T.Bernstein，前引，页254。]。这次事件之后，报刊又连续报道了另外几个干部（通常是军队干部）子女走后门进了大学又退学的事迹[ 见《湖北日报》1974年2月7日，《内蒙古日报》1974年2月17日及《山西日报》1974年2月17日。]。所有这些报道都是出自同一格式，完全可以看出那是由中央一级组织的一场运动。有的父母出来公开做自我批评。有些通过关系参了军或者进了工厂的青年也要求返回农村。
 
 走后门的问题在1974年初的宣传工作中占着绝对重要的位子，尤其是从1月底到2月底。这不是没有理由突然出现的。干部子女走后门现象已经在知青及他们的父母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情绪。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过讨论，承认以前发布的有关三个文件并不十分见效。大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不正之风的责任是在已经死去的林彪身上，他1969年曾鼓吹“内部参军”[ 顾洪章等，《始末》，页127。]，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没有达成共识。大部分比较偏向于采取强硬措施：强迫所有走后门进来的一律回农村，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但其他的则认为这个问题很敏感，很难明确“走后门”的含义，所以只应该着眼于将来从严。最后，报告提出三项要求：三个文件的内容必须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要带头让自己的子女返回农村；今后，凡是走后门的将受党纪处分。这些决定传达到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走后门”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青年担心被清查出来，送回农村，宁愿“自动消失”。很多地方还张贴了大字报，矛头直指“走后门”的干部[ 刘小萌，前引，页533-535。]。这样的气氛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像钟志民，会感到惶恐不安。舍弃后门，甚至检举利用他们自童年起就享受惯的特权行为，这些都出自对自己家庭的一种反叛思想，以及对从小被灌输的革命价值的认同，也是他们对普通老百姓感到内疚的结果。但是，这些行为的道德意义要大打折扣，因为是用脱离实际的激进宣传口号来表达，特别因为是很明显地受了一个政治派别要攻击另一个派别的摆布。致命弱点在于从来都没有触及并挖出促成丑事的根子：所谓的“群众推荐”。群众在不掌握实权的情况下，这个选拔知青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特权阶级和权力意志服务”[ 邓贤，《中国知青梦》，页168。作者肯定地说，“根据统计”1972-1976年间进大学的知青，70%是高干子弟，进入知名大学的更超过90%。]。止于揭发事实，而不寻根究因予以打击，极左派们的目的昭然若揭：派系斗争才是占首位的。
 
 尽管两派在1973年有过妥协，知青工作会议就是一例，但极左派依然试图重获优势。在8月的十大上，他们成功地得以在中央最高层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觉得还远远没有能渗入进国家机构中去，尤其是周恩来广泛把持的政府及各行政部门。他们因此决定要反周以削弱他的势力，继而扩大自己在基层的影响力。运动因此就朝了另一个方向发展，1974年1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向周恩来开战，毛本人是暗中支持的。周恩来召开了第一次讨论批林批孔运动的最高层会议，在这次会上极左派发起对“走后门”的总攻击，要求也对“走后门”进行批判，并称此“三批”为“三箭齐发”[ 刘小萌，前引，页535-537，北京电台，1976年11月16日，刊于FBIS，1976年11月22日，也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26。]。
 
 批“走后门”对极左派来说的确是一匹绝好的战马。大批判2月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将国家机构大多数干部陷入于尴尬受窘的处境。中央知青办下达指令，要求各地方知青办报告查出的走后门例案的数目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这就预示着要更深入地发展运动。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到了3月这场批判嘎然终止。毛的忠心耿耿的臣仆发起了这场运动，而他自己在开初也明确支持过，但最后他亲手把它草草了结了。他收到了上述的最高层会议的汇报，在2月15日作了一个否定的批语，其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说为了避免冲淡批林批孔运动，最好将这个问题推迟到运动后期来解决。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发出了通知[ 刘小萌，前引，页547。徐明旭，《调动》，页198，作者在这短篇小说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打击走后门如何达到积极效果，及不久党的文件又把这效果一笔勾销。]。毛为了一个不十分清楚的原因把这场对“走后门”的大批判亲手埋葬了。他在这次事件中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可以与他过去的言行相比拟：文化革命中他鞭挞旧制度的弊病，着手创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后来他却放弃了一切努力甚至反对成立新的政治模式如“上海公社”，最终在九大上又重新供奉起本欲推翻的旧制度。假使批走后门运动继续发展，那么如果揭发特权扩大化，就有可能引发一轮对整个制度的彻底批判，他是否考虑至此，就犹豫了呢？他是否惧怕将来与周恩来及其支持者的冲突公开化？
 
 扎根农村的样板
 
 不管怎么样，极左派虽然被迫不可向“后门”射箭，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把弓收起来。在那个时期内，他们在政治战斗中没有停止过利用某些知识青年。1974年1月28日，正是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写了一封信给河南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知青。有着这么一个特别名字的公社，是把大李庄乡范围内的某一公社所属的3个大队单独划出来成立的。当初就有农村知识青年毕业后回来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就是这种经验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在1955年写下那著名指示[ 见本书，页57。]。该公社理所当然地成了使用知识青年的典范，从1955年的35名农村知青，发展到1976年的千余名农村及城镇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549。那个迅速电气化、机械化的公社在1969年底就已经有郑州来的400多名知青；见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11月，页35-38。]。模仿毛（或说是帝王）的作风，江青派了她的一个亲信浩亮[ 浩亮是位著名的京剧演员，尤其以他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造型而扬名全国。他的原名是钱浩亮，但江青要求他改名字，舍去“资本主义”铜臭味儿的“钱”姓。他言听计从，他的忠心使他在1975年登上了文化部副部长的宝座。]立即把信送到了该公社。浩亮声称，这封信也是给“全国知识青年”的。江青越过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行政机构，企图在下乡运动的政策中插一手，扩大极左派在知青这一特殊社会阶层里的影响。她要求那里的知青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还恭喜他们取得“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言外之意很清楚：返城就是失败。不过这一主题概念到1976年才得以公开扩展。江的这封信经知青办的渠道传遍了全国[ 关于这件事，见刘小萌，前引，页548-555。亦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6-127，及《始末》，页139-140。]。然而信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因为周恩来示意把此事压下来，以限制影响的扩散[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7。]。这封信显然是极左派针对知青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树立典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除了我们上面谈过的，还有两个模范也值得一提，一个是辽宁的，一个是上海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两个地方是极左派势力的大本营。
 
 吴献忠1968年在抚顺中学“毕业”（之前曾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下了乡，在农村她对农业生产以及对宣传队工作无比热诚，表现突出。她多次拒绝回城，甚至拒绝应招进大学，这是她获得光荣称号的最主要原因。后来她当上了公社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党支部副书记，但是她拒绝当脱产干部领取工资，宁愿继续挣工分。毛远新听说了这位女知青，决定把她树立为典型。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有关她的事迹的文章，题为“扎根农村干革命”，从此这就成了极左派的主要口号之一。1973年8月她还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14日《辽宁日报》撰文称颂她为“反潮流”英雄[ 刘小萌，前引，页555-557。]。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就从上海去了云南南部边境地区的西双版纳插队。他首先是名汉族好青年，愿为少数民族献身，给他们带去文明的曙光。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仅学会了说还学会了写傣族语，另外还掌握了农业技术。1970年12月他搬到爱尼族居住的山寨，那里的生活条件更艰苦。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水电站，令穷苦的爱尼族人能够用上电，此外又帮他们缝补衣服、修理农具。他是寨子历史上的第一个理发师傅，同时还讲课当教师。他因此得到山寨农民的一致好评。1972年被推荐去上大学，但他拒绝了。1973年3月，姚文元在上海听说了这位知青的事迹，立即派了两名记者飞赴云南。他们两人各自写了一篇过分夸大的赞扬朱的文章，同时又帮他完成另一篇，题为“我深深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这三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上海的两份报纸上，然后就刊登在1973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跟着全国各大报刊都转载了。在姚文元和张春桥的干预下，朱在4月被吸收加入共产党，8月就作为代表参加第十次全国党代会，而且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最年青的一个。后来，他被安排进入王洪文组织的“工农干部读书班”深造，王还单独接见了朱。1974年5月朱升任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大，而且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同上，页576-579。]。朱克家晋升的速度与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吴献忠和朱克家两个都是“扎根”农村的典型。正如曾经谈过的其他典型，他们属于与极左派政治上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群知青。既然得到了急速提升与极度荣耀，他们就得作出报答，从此忠心耿耿为后来的四人帮鞠躬尽瘁，充任他们的马前卒，向敌人开火。
 
 知青婚姻这个棘手问题同样也受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从1969年到1973年底，政府鼓励知识青年推迟婚事，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理由。文化革命中当局无暇顾及节制生育政策，直到1970年才雷厉风行地重新抓起来，特别着力于推行晚婚政策。从1950年起，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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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婚年龄为：女方满18岁，男方满20岁；但到了1970年代，实际上把婚龄推后了很多：城市青年为女23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在这种情形下，知青在1970年代还没有遇到什么婚姻问题，即使理论上把他们列入农村行列也不会有问题。此外，当局也很清楚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冲击了农民的传统思想习惯，所以很希望知青能作为宣传标兵树立执行这项政策的好榜样。另一方面，如果知青结婚，就会牵涉到住房的开销，政府不愿被迫面对出现的那一系列问题，因为明摆着发下去的补助费是远远不够支付的。在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特意过问这件事，和邢燕子及侯隽这两名女知青模范谈话，向她们询问安置一对新婚知青夫妇得花多少钱。她们算了算，估计需要700到1000元。这个数目一定把周吓坏了，他跟着就在大会上表示：知青可以等些日子再结婚。他认为，刚下农村的知青不到20岁，可以等七八年，或者十年才结婚成家。他还夸奖另一名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女知青模范徐敏光，她28岁了，仍然保持单身[ 刘小萌，前引，页501-505，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7。]。这样的态度分明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但违背了要求知青一辈子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精神。
 
 这种矛盾从1974年1月就被极左派利用来向周发起总攻击。像往常一样，攻击总是通过某一具体的“模范典型”来进行。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1968年底下放到农村插队。1972年，不顾父亲的反对，她与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结了婚。婚后，毫无幸福可言，还经常被丈夫殴打。然而，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婚姻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1973年底，与白同在村中教书的同事将这桩婚事说成是“丑（闻）”，白在盛怒之下提笔写了几封信分别寄到不同的报社去。她对自己的婚后夫妻生活问题不置片言只语，但严厉地驳斥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并把自己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她的信件恰巧落入正急需“反潮流”典型用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左派手中。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刊登了白启娴的信和编者按语，把她吹捧为英雄模范，赞扬她的行动在反旧传统观念的斗争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重要性。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信，并把她树立为全国的模范典型。霎时间，到处都涌现出白启娴式的英雄[ 刘小萌，前引，页506-507。]。大多数是下乡一两年后就结婚了，年纪还很小，通常是为了找出路活下去[ 见本书，页292-294。]。
 
 政治斗争在官方对知青婚姻问题政策的转变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那些管家们亦无意唱反调。知青年龄渐长，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令人轻易放弃原来的政策。双方取得协调，娶嫁成婚可以鼓励，但重申必须遵守晚婚及计划生育的原则。地方干部有责任帮助结了婚的知青置家[ 关于知青婚姻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3日。那是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极好例证。]。1976年，在对邓小平的大批判中，又把这类婚姻问题拿出来上纲上线。不过，1974年的鼓励政策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到1977年底，仅有10%的知青结了婚，相应于全中国的同龄人来说，这个比例小得很[ 见刘小萌，前引，页867。]。
 
 1974年初是极左派张牙舞爪大肆进攻的时期。但相应的平衡继续在左右摇摆。下半年下乡运动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及学习推广株洲模式。尽管批孔运动仍在进行（该年年底才结束），但政治上还是大力强调“团结”的中心议题。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会上特别谈论的主题是团结统一的必要性，此外在周恩来自觉病入膏肓之时，邓小平复出重新上台担任第一副总理。周拼了全力来到会上宣读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技）的宏伟目标，其实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上他已经提过了，后来爆发了文化革命，结果不了了之。重点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在这次大会上，整顿恢复了教育部，并任命了温和派的周荣鑫为部长。然而，2月开始，为了响应毛发表的指示，《人民日报》又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社论。]，毛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决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与决心“缩小三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立意将下放农村运动扩展到城镇出身的复员军人以及大学毕业生。
 
 头几批工农兵学员在1973及1974年毕业，尽管有毛1968年的7.21指示（前已提及），他们应该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们总体上都避免了回到乡下[ F. C. Teiwes, ?The Assign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1974?, China Quarterly, 62，1975年6月，页308-309。]。1975年新闻媒体也承认：“目前从农村来的学员毕业后多数回不到农村”[ 《红旗》1975年第五期，页79。]。极左派试图反对这种奇谈怪论，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这个学院的大学生，不管是农民还是知青，都保留农村户口，学习结束后一律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 同上，页79-82。]。运动从辽宁开始，然后波及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大学，极左派在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大学1975年有776名毕业生，其中84名下了乡，主要是去西藏、青海和新疆。他们之中有一名北京女知青高红十，她就回到了进北大中文系之前在1972年曾经劳动过的延安地区。高红十是赞颂知青的长诗“理想之歌”的四位创作者之一，早为当局所熟悉，所以她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回乡的模范典型，以及实践毛泽东伟大理想的一个样板[ 见《人民日报》1975年12月8日及《光明日报》1976年2月5日。“理想之歌”出版了单行本，也在《人民日报》（1976年1月25日）登载过。关于这个问题，见高红十〈 理想之歌 问世前后〉，网址www.dacoca.com/txyfriends。见Masaaki Iwasa,?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此文中文版没有发表过，日语版载于Mimei, 1, 神户, 1982年2月，页95-126。另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页277-278。]。当时，清华也有几个大学生去了新疆。1976年2月，446名北京大学生在锣鼓声中出发下了乡。但是，虽然极左派鼓足干劲作出最大的努力，知青大学生回乡的比例在1975-1976年间还是偏低的[ 1977年，朝阳典型被揭发为“四人帮”的极左行为而废除了。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2日。]。很多人，特别是邓小平和周荣鑫，都认为培养成了大学生，却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这是浪费。然而对激进派来说，那是一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有效方法。所以他们要求大学生在工农群众与他们自己之间“划等号”，鼓励他们拒绝“通过大学爬上特权阶层的梯子”[ 这是26位河北大学生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使用的语句；见刘小萌，前引，页596。]。有几个应征入伍的知青也要求在服役完毕后回到农村去。
 
 1975年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没有能阻止吹起一股强劲的“右倾翻案风”。那个时候，邓小平将继承周恩来，已是不言而喻。虽然他推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办事作风更直截了当。在他所提倡并开始实行的改革中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是高校直接从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生（这是直接挑战毛的教育政策），二是让大批知青回城[ 《人民日报》1976年7月14日第一版。S.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Asian Survey, 1978年9月，页870。]。因此，1974年有603,500名知青返城，而1975年则达到了1,397,9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
 
 自1975年春季始，广东省党委就决定永久结束下乡运动，代之以青年下放两三年的轮换制度。所有已经在农村插队多年的，包括文化革命前下去的，都必须赶快回城。这项政策当年夏天就落实执行，1970年以前下乡的都开始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 访谈纪录及J. Unger，前引，页168-169。]。这项政策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是彻底性(因为只是把接受了株洲模式之后的总趋势制度化)。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在广东省产生的“反常效应”特别严重之外[ 见本书，页376-382。]，应该考虑到 “现实派” 在省党委内占据优势，当时第一书记是政治主张与邓小平很接近的赵紫阳。他在文化革命前是陶铸的得力助手，当年陶就曾经试图按轮换方式来组织广东的下乡运动[ 见本书，页90。关于陶铸和赵紫阳文化革命前在广东的作为，见E.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1972年赵回到广东，从1974年4月到1975年10月任共产党省委第一书记。对激进派及他们的政策，赵已暗中坚决抵制，从他对李一哲事件的态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见《动向》，1979年2月5日，页19，以及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1981年夏，页5。]。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1975年底开始，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还没有跟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矛头对准高等学校招生政策，教育部长周荣鑫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清华大学大字报的主要攻击目标[ J. B. Starr, ?From the 10th Party Congress to the Premiership of Hua Kuo-feng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ur of the Cat?, China Quarterly, 67, 1976年9月，页475-476。]。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之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邓小平。《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与28日先后刊登了两篇经毛授意的针对邓的批判文章[ 《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第一版及1976年3月28日第一版。虽然没有点出邓的名字，但是3月28日的“白猫黑猫”论就再清楚不过，该论的作者则呼之欲出了。]。跟着就发生了“四五”事件，北京人民明确表示拥护温和派，反对极左派，连毛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被指责[ 有关这个事件，见Cheng Ying-hsiang & C. Cadart, Les deux morts de Mao Tsé-toung.]。4月7日，邓小平被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幕后黑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第一版。]。报刊媒体纷纷撰文批邓。由毛决定，华国锋正式成为国家总理。
 
 下乡运动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76年1月起，极左派就召开了多次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揭露有人不是帮助知识青年“扎根”，相反是要他们“拔根”。从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报》搞了一场报刊上的名实相符的运动，在头版同一位置同一栏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组写给毛的信件，他们发誓永远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有关下乡运动的指示，并揭发“右倾翻案风”[ 《人民日报》1976年1月23日、1月26日、2月5日、2月19日、3月7日、3月13日、3月20日、3月25日及4月4日，第一版。]。作为对那些翻案者们作出的“切实反击”，这次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生，被下放到了边疆地区去。虽然是一些人数有限的组群，但具有象征意义。极左派坚持执行这项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溃之日[ 《人民日报》1976年4月4日第一版，以及不同的省的电台广播，刊于SWB，1976年10月14日，页BII/12-14。]。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动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张铁生1975年11月29日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封信，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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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教育革命”的人。这封信被看作是“张铁生的新答卷”，在12月号的《红旗》月刊上转载，并附上清华大学极左派写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极左派向邓小平发起大进攻的信号，而这次进攻的结果就是邓在几个月之后下了台。1976年初张铁生还到北京、山西及辽宁各地去煽风点火[ 刘小萌，前引，页568-569。]。柴春泽也积极为极左派摇旗呐喊。1976年3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请教的信，从此就开始与其通信。他本是靠一封家信发迹的，现在也如同惯常，无法压抑想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众的欲望。他主动将7封回信寄去报馆，部分信件发表了。这些信还编印成小册子，由知青办公室广为散发。柴在信中罗列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极左口号。他把下乡运动描述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选择，他批判邓小平和“四五”运动，指出与“党内走资派”“还要斗十年、几十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 同上，页573-576。]。朱克家则是在云南省政府内部煽风点火。云南省委在温和派的影响下，曾经斗胆在1975年安派朱同学作为干部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让他“下基层锻炼”。1976年2月，朱在公开会议上发起对省委的批判，并支持炮制一部宣扬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话剧[ 同上，页580-581。]。至于吴献忠，她在19位知青联合署名的公开信的拟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19位青年是当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们的信7月13日刊登在《辽宁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标题鲜明：“向 拔根 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 同上，页558-560。吴是第一个在公开信上签名的。这封信是6月份在由毛远新的暂时替代者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决定要发表的。当时毛远新“上”了中南海，在那儿替他那个风烛残年的伯父担当与外界的联系人。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41-142。钟志民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他既不是辽宁的，也不是上海的，因此不能算是激进派铁杆核心的一部分。不过《人民日报》专门给他写了一篇文章，1976年7月17日，透露出他是站在向邓开火的这一边的。]。集体典型也纷纷投入斗争。其中就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头头，他们参加了一场1976年极左派在河南省发起的大揪“民主派”、“走资派”的政治活动。极左派还推出了另一样板：吉林省怀德县。该县占总数79%的8000多名知青表示要坚决在农村“扎根”。其中一位上海女知青，先后6次放弃大学招生或工厂招工的机会[ 《光明日报》1976年8月30日。]。一份调查透露北京郊区的知识青年中扎根不走的仅200人，占总数的千分之四[ 刘小萌，前引，页592。]，看到这个比例数时，人们不禁对那些知青的豪言壮语产生怀疑。当时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其实大部分知青向往“拔根”，而不是“扎根”[ 同上，页593-594。]。
 
 “四人帮”不得不尽快招兵买马，除了发下党政传统文件之外，企图在知青中召募积极拥戴者，就像他们曾在工会干部以及民兵中的作为一样。其实，他们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再来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就是说，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击敌对的那一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知识青年得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一根本原则唱反调。那些极左知青被人怂恿去揭发批判地方农民干部，连普通农民想多挣点儿钱而多开了一小块自留地的自发现象都没有让他们放过。吴献忠指责她所在的生产大队书记是“走资派”，只关心生产，结果导致该大队及属下的生产队干部大换班。她还强迫农民把自己饲养的猪交售给集体，组织农民无偿地大搞没有任何价值的集体工程[ 同上，页585-586。]。那个时期的文艺宣传作品充斥着“阶级敌人”如何阴险，如何让农民上了当，“好”干部又如何与之斗争，等等，以此来掩盖存在的矛盾[ 见《山村新人》。这个六幕剧本在1976年摄制成电影。]。实际上，这样利用极左知青，导致了多宗下乡知青与农民及地方干部之间的冲突[ 毛远新亲自点名一个公社是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典型”，在那里社员被批斗，其中47人被打致伤残，3人致死。这个公社有86名知青参加了暴力行动；见刘小萌，前引，页587。]。当时甚至还出现一个正统典型人物柴春泽，他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说什么比起工人农民，知青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是最革命的，知青的任务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改造“小生产”[ 同上，页586。]。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紧跟极左派、又到处兴风作浪的知青其实为数极少，而且处于孤立状态。这些扎根典型只能代表寥寥可数的部分青年，而且在他们的同伴中也只能引起鄙视或愤怒。从这一点看，极左派企图像1966年那样利用理想主义的一代青年是完全落了个空。这也说明他们如何错误估计形势，与1970年代中期的社会完全“脱节”。知青们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单纯无知。他们再也不是时刻准备着为某一政治派别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那些为数极少仍然坚持的，最终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不用等很久，因为他们的教父到1976年10月就倒了台[ 见本书，页181-183。]。
 
 毛泽东最后一道有关“指示”
 
 另一个显示极左派在知青领域内一败涂地的例子是1976年知青返城的人数：135万，几乎跟1975年一样那么多[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反击“拔根派”的运动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尽管那些赞成插队一辈子的在那儿吵吵嚷嚷闹翻天，倾向实行轮换制度的在政府内其实占多数。这两种意向针锋相对，的确给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出了难题，不知道该朝拜何方神佛了。1975年8月15日到9月5日由知青办在长春召开的座谈会上，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所以知青办建议举行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来解决问题，还促请尽快建立中央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已提出），以便可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确凿指引[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36。]。跟1973年准备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过程很相似，是毛收到的一封信让事情有了进展[ 关于这件事，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30-135，及《大事记》，页140-144。]。1976年1月19日，两位住在陕西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毛和党中央。一位是回乡知青，另一位是复员军人。他们在信中首先赞扬了中国工业的大发展，然后万分遗憾地询问为什么只能从城市人或城市来的知青中招工，而农民的身份就应该是世袭的。他们揭露有些城市青年，名字下乡了，可是根本没有来过农村，最后满了两年，也没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就被招进工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出身农村的毕业生就不能当工人。在城市里招农村来的工人不是更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吗?
 
 他们是通过吴桂贤转呈那封信的。这位与他们同省籍的女劳动模范，在文化革命中被迅速提拔，第四届人大上一跃而为国务院副总理[ 从1973年8月的十大后，吴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太密切，1977年就在政治舞台消失了。]。2月1日吴向毛呈上他们的信，同时还附上一封她自己写的信，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她指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不招回乡知青的。她反映咸阳地区的情况：大部分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都被招工返城了，许多只下了乡两年的知青也走了。这就影响干部为知青作长远打算。这样大批回城，对下乡运动政策，是拆台。
 
 毛在当时只剩下几个月的命了，2月12日在信后写上很简短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为了落实毛的这一最新指示，知青办公室建议成立领导小组，并准备在下半年内召开另一次工作会议。2月23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些建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于1976年5月7日正式成立（毛的著名“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小组副组长。鉴于沙风进入了小组，知青办公室主任一职由于驰前接任。小组开会“学习”毛的指示，而那两位知青的来信和吴桂贤的信则决定压下，暂不散发。在大会准备期间，派出75名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做调查，去寻找好的“扎根”典型和坏的“拔根”典型。一回北京，就集中开会准备写出报告，可是意见严重分歧，会议还没结束就发生了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工作就给打断了。8月27日发出的报告是受了那场批邓运动的影响的。报告指出1975年很多知青在“拔根风”之下回城了，奸污女知青的事件继续发生，走后门的现象更趋严重，因此建议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1976年9月9日毛去世，紧接着10月6日四人帮被擒，令原本预定11月举行的大会无限期推迟。
 
 下乡运动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形势呢？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派各持己见，一派是不露声色地执行轮换制，另一派则声嘶力竭地捍卫终身下乡制。而鼓吹公开从农村招工进城的平均主义者们的建议则是对扎根派逻辑的一种弥补。如果真的要把知识青年全都永久地安置在农村，那么就一定得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以应付发展工业之所需。其实，无论是“拔根派”，还是“扎根派”，都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同样的难题：如何面对几乎全民都对下乡运动所怀有的反感，以及几乎全部知青都想回城的迫切愿望。1976年5月底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各地区知青办负责人的会议，与会者指出两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干部贿赂贪污成风与知青能否返城成行直接有关系，另外，有人滥用顶替制度把退休工人的子女调回城里。看到几乎所有下乡多年但仍旧待在农村的知青，都是出身不好的(因为城镇工厂不愿招聘他们)，那些负责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认为，这是违背下乡运动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精神。
 
 毛与极左派对走后门、贪污渎职、顶替制度的抨击被事实证明是对的了。但问题是他们拒绝承认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广大老百姓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已经到了厌恶唾弃的地步。因此，激进派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只会使他们自己揭露的那些丑事变本加厉。坚持开展一场强硬的下乡运动，就是说原则上每一个城市青年有下乡的责任而且要终身扎根的运动，结果只能有一个：一些与下乡运动精神相悖的现象将会层出不穷。其实极左派们看到的，是毛1968年发起的这场运动在精神上的惨败。然而，他们死也不会承认，毛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已经给他们作出榜样。
 
 1976年9月底，有一篇文章透露毛当年“亲自发动和领导”反邓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邓企图改变下乡运动的政策[ 在激进派形象语言里，是说:”击溃了邓小平刮起的拔根复辟的妖风”，《光明日报》1976年9月27日第三版。]。实际上，毛的下乡运动的构思宗旨，乃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领地，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无恙地蹑足其间。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华急不可待地重申运动继续进行，令人民群众大失所望。11月一篇赞扬新上台的“英明领袖”的文章大谈华如何主动送子女下农村：1974年3月他参加了北京166中的家长会，会上他积极支持当时唯一留在身边的小女儿下乡。宣传这段轶事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他对毛的最高指示确实一片忠心，“与四人帮对毛主席指示阳奉阴违，肆意篡改, 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3日第一版。发表这桩轶事的目的也是要给干部施加压力，让他们送子女下乡，作出好榜样；尤见《人民日报》1977年1月19日第四版和1977年2月15日第三版。]。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举行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给予了华主席一个机会，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向来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宣称，上山下乡政策将会比以前更加坚定地继续执行下去[ 《明报》1977年2月20日。]。他在讲话中关于下乡运动的评论，作为小道消息广泛流传，新闻报纸也有转载[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第四版。]，重复再现了毛的最正统的思想：知识青年必须“扎根农村”，并“与工农相结合”，为的是 “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唯一与过去“经典”的讲话有些出入的是，把下乡运动形容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政策”。报刊后来特别提出周恩来赞成下乡运动政策这一点[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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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17日第四版，及《红旗》1978年第三期，页84-88。]。其实，华国锋很需要用已故总理的威望来帮他坚持老百姓反对的下乡运动。华希望尽快制止社会上流传的有关政府要放弃这个运动的说法。在讲话中，他说这就是“阶级敌人”造谣。在政治层次上，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也正好加强了下乡运动的宣传。四人帮过去指责邓小平反对这场运动，如今轮到他们被人用几乎同样的言词[ 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7年6月22日。]来指责搞破坏。下乡运动中的英雄模范，像李庆霖、张铁生和朱克家，则被当作野心家、阴谋家抓了起来[ 见《人民日报》1977年1月17日第三版；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2月21日，页14-15；《明报》1977年5月24日；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3月15及16日，刊于SWB，1977年3月18及19日；吉林电台广播，1977年5月18日，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6月15日，以及云南电台广播，1977年6月26日，刊于FBIS，1977年5月24日、1977年6月22日及1977年6月28日。]。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导人利用一个政治运动来肯定下乡政策及反击其潜在的或假设的反对者。从此以后，知青要下乡，就是为了“以实际行动狠批四人帮”[见《人民日报》1977年2月15日第三版]。
 
 事实可以说明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只是宣传：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77年的下乡人数跟1976年相若[ 1976年1 880 300人，1977年1 716 800人。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就加快及扩大了1973-1974年间订立的新措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年，华国锋积极参加了那些措施的拟定与推广工作，同时他不仅是1973年会议的组织者，还是产生株洲模式的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 见本书，页120-123。]。1977年大部分知青是下乡到城郊，而新领导人强调必须将运动规划好组织好，以解决已出现的问题[ 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6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表现活跃。1977年3月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会上陈永贵主任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并再次肯定必须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生活条件、婚姻、学习，等）[ 这篇讲话载于Issues and Studies，1978年6月，页98-109。]。4月15日一个工作组进驻知青办，进行揭批查活动，要消除一切四人帮的影响，并决定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 顾洪章等，《始末》，页248。]。1977年有关下乡运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的文章突然少了，反映出在强调要解决具体问题的背后，隐藏着高层对需要执行什么政策存在分歧。
 
 四人帮倒台和1978年底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两年，实际上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暗中争权斗争的时期，1977年3月原则上给邓平了反，到8月真正落实，随后他就官复原位[ J. Guillermaz, 前引，页594。]。从新领导第一项真正“反毛”[ 这里所指的是文化革命中的毛。当然，领导人们总是不停地引用毛的语录，以证明他在最后几年也是极力反对这项改革的。]的措施中可以看出那显然是邓的影响，这项措施是恢复高考，而且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参加。这次重要改革记载于10月12日教育部的一份正式文件上[ 这项改革是10月21日刊登在报章上的，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1日，第一版。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8日就已经宣布恢复高考及停止“群众推荐”制；见《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94-499。]，白纸黑字写明取消进入高校前必须实行体力劳动的规定。改革也意味着今后不再是人人非下乡不可，所以在这一点上，又回到了文化革命前的“不平等”制度，重新提起已为人忘却的一句非常形象的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同上。这个口号出现在1957年，而在1962-1966年期间大量使用；见Lau Yee-fui et al, Glossa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hrases, 页516。]。将要毕业的中学生应该做两手准备，进大学或者参加生产，两者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已经在农村的知青以及所有其他30岁以下的青年都有一个新的学习机会。不过，知青得做好考不上的思想准备，政府急忙出来明确表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要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或是上山下乡”[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三版。]。事实上，共570万个考生，却只有27万3千名额，就是说只有4.79%考上了[ 1984年，上升到23.4%。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 ?R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Modern China, 1985年7月，页312，《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页499、519、548。]。估计考生中约有半数是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680。]。12月12日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对许多考生，尤其对仍然身在农村的知青考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治考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99。]。这就给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开辟了新天地，他们从1960年代初起就一直被排除在进入高校的行列之外。所以，那是削弱“血统论”的重要征兆。
 
 就数量上来说，恢复高考对下乡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高校名额实在有限[ 见本书，页198-199。]，然而对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影响颇大。年青人中新的“思想”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当局是很清楚的，《人民日报》的一篇《编后记》这样写道：“如果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灰心丧气，甚至感到没有前途，是不对的”[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三版。]。一个月以后，为纪念毛发出伟大号召9周年，《光明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介绍知青模范，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知识去使农村现代化，另外也介绍了一些有远见的负责干部，他们帮助知青朝这条路发展（组织函授课程、科学实验组，等）[ 《光明日报》1977年12月22日第二版。]。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又搞了几项改革，现在需要根据党的新目标、各个派别的愿望以及它们之间的力量均衡来给下乡运动重新定义。胎死腹中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会议提上了日程。在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期间举行的有关同一问题的座谈会的闭幕式上，宣布6月召开全国大会。这次座谈会是由知青办组织的，来了全国各地的知青办负责人，有些与会者针对下乡运动提出了很尖锐的根本性的意见[ 刘小萌，前引，页653。]。这些离经叛道的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很快就让中央拉回正道上来，最后座谈会又再继续为下乡运动唱赞歌[ 公开发布这次会议结论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很明确的题目:”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谴责四人帮既徒然破坏运动又反对知青跟工农相结合。该会的最终结论显然就是一切照旧、按既定方针办：
 
 “有一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将要继续升学，或者回到城市参加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将要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
 
 请留意，这是政府第一次同时公布官方统计的累积下乡人数（“1600多万”），及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人数（“大约1000万”）：以如此审慎的办法来承认，已经有几百万知青合法返城了[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见本书，页192。]。然而，知青的“扎根”行动依然高度得到赞扬，宣布将要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应该“总结十多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推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
 
 但到了年底真的举行该次大会时，就再也不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了。这个词语是指在文化革命中新发动的政策，而1978年正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换年代，从这一年开始，对毛思想遗留下的一切，特别是文化革命，都要重新作出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由6月1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第一版。
 
 ]，这场“哲学性”的大争论正是要质疑毛的永远正确。到10月底，报章上充斥着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大家都很清楚面对着一场由邓小平领导的实用主义官僚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毛思想体系的忠实维护者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1978年12月，著名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祝圣了邓小平的胜利[ 全会最后公报，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然而，即使对手不得不作自我批评，那也还不是完全的胜利（华是在1980年秋至1982年秋期间逐渐丧失一切权力的）。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团结和稳定”，这就意味着妥协。
 
 至于上山下乡，座谈会到全国会议结束之间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变化不定的时期，也是激烈讨论时期，对当局来讲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会随时引起爆炸的。这就是为什么如同1977年，在1978年《人民日报》只有很少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从1月底到12月中，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完全不置一词[ 在1978年全年《人民日报》只有11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但是，虽然表面上这个政策没什么新意，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上下各阶层的许多人有机会批评指责下乡运动。这种“思想解放”，其实也是言论开禁，到年底就更加毫不掩饰了，那个时候改革派的攻势进入了最后阶段。在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理论务虚会上，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邢贲思直截了当地抨击上山下乡这项政策[ 刘小萌，前引，页657。]。从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1978年跟1977年截然不同。年初像过往一样，为知青组织了春节慰问活动。回北京探亲的知青甚至得到机会去瞻仰毛泽东陵墓，有的则参加各种大会或研讨会，所有这些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加强“他们留在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2月3日，刊于FBIS，1978年2月10日。]。各省市也召开了大小会议，首先是为了贯彻北京一月座谈会的精神，另外还要组织1978年毕业生的动员工作[ 《人民日报》1978年1月31日第三版；贵州电台广播，1978年2月21日，刊于SWB,1978年2月25日；江西电台广播，1978年3月17日，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9月10日，福建电台广播，1978年9月21日，以及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0月26日，刊于FBIS，1978年3月24日、1978年8月11日、1978年9月15日、1978年9月29日及1978年10月31日。]。与上一年比较，这些会议上宣布的下乡青年数量目标是降低了，不过降幅并不惊人[湖北省估计有5万人下乡，而上一年有“6万多”；见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8月11日，以及《人民日报》，1977年11月8日，第四版。]。3月份，华国锋在第五届人大期间反复强调政府要把下乡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 见华国锋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5月知青办公室要求各省市按照四个现代化的原则来准备安置毕业生，增加留城的名额。因此大部分省市都添补了可免下乡的青年类别，但并不是统一的。从全国来看，当年究竟有多少知青下了乡？只有一个官方数字，是陈永贵1978年底在全国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提及的：到那个时期为止，一共有1700万知青下了乡。而1977年底宣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那么这就意味着1978年下乡的人数稍微低于100万。1700万这个数字后来在中国或外国被反复引用，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泛泛的估计，而且陈永贵也没有说清楚这个数字是不是包括文化革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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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的。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1978年仅有48万零9百名知青下乡，只相当上一年下乡总人数的28%[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0。]，而知青办本来预计的是减少一半。全国各地计划下乡的人数比这个预计要低：60万[ 刘小萌，前引，页719。]。实际上，最后的下乡人数还要低，这就说明抵制的力量相当强。
 
 在1978年间，下乡政策开始出现其他的变化。报刊上介绍的知青典型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自学出来的“专家”，他们通过实验和研读“中外”科学文献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第三版、1978年1月18日第二版及1978年5月16日第三版。]。再也不提思想上接受再教育了。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1973年以来在继续改善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实，负责人都知道，要解决问题，第一次全国会议采取的措施是远不足够的。1977年12月21日，在座谈会上派发的一份内部简报上，知青办公室透露，根据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许许多多的知青生活仍然达不到自给自足。在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自给的比例超过50%，而在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及甘肃等地则高达70-80%。知青办也承认，到1976年底，大约100万知青还没有像样的住房，结婚知青的住房问题尤其严重。时间一年年过去，年青人的婚姻问题就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但财政预算上的投资少得完全不值一提。黑龙江的一个农场预计，如果那儿的知青都结婚的话，那得需要28年才能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刘小萌，前引，页668-672。]。知青中众多大龄未婚者，尤其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他们的问题在全国都变得很尖锐（至于原因何在，请看第九章）。
 
 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知青办公室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的通知的主要内容：保证想参加高考的知青有足够的时间复习。许多知青抱怨没有时间准备1977年的高考入学试，所以后来就规定报考知青每天都有一点儿工余时间复习功课。但是，不可以耽误生产，为了准备考试而擅自返城的青年都被召回原工作单位[ 1978年5月6日通知（新华社讯，1978年5月11日，刊于SWB，1978年5月19日）。亦见湖南电台为落实通知精神的广播，1978年5月16日，刊于SWB，1978年5月27日。]。此外，还禁止地方干部阻挠知青报名，当时，新政策使这些干部丧失了过去的特权，他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拒绝开具必要的批准证明信。6月底《人民日报》曾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出在某些地方“土政策”依然罔顾所有上面下来的通知，继续把知青的命运操纵在手[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
 
 在中央对知青的具体问题表示关注的同时，各市镇政府也越来越积极地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开辟尽可能多的职位，以发展集体事业及服务行业[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另有一件更加令人深思的事：正在动员1978年毕业生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同时，北京和广州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说，上山下乡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结束[ 《大公报》，1978年7月21日。刊于FBIS，1978年7月27日。]。从华国锋在1976年12月农业学大寨会议[ 见本书，页146。]上将有关放弃运动的流言归罪于“阶级敌人”的阴谋到这个半官方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走过很长的道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1978年10月31日开幕，至12月10日闭幕。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前夕及会议期间，有关从根本上质疑这场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的消息，才在报章上有所披露。这些质疑是立足于对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政策所作的批判，这就说明作为过去极左下乡运动铁矛的辽宁省，现在是处于修正主义的最前列。毛远新事实上已经被摒除出政治舞台，张铁生被送去了劳改营，而朝阳农学院则从此关门大吉[ 见《明报》1978年10月30日及《人民日报》1978年2月21日第四版。]。
 
 四人帮自认最忠于毛的思想理念，为了捍卫它而展开批邓运动，几个月之后倒台了，对方在批判初期又用同样的手法，指责这个帮派背叛毛的思想路线，他们才是毛的忠实信徒。这就给中国的政治运动涂上“超现实惯例”的色彩，令观察家们目瞪口呆，但很难令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有关揭发“四人帮”的第一次运动，见W. Zafanolli，前引。]。1978年底的批判不同于前期，触及到了根本问题。《辽宁日报》当年在一篇“评论”中透露，以前有些寻找“总体解决办法”（株洲模式之类）的负责人曾经被指责“跟再教育政策唱反调”。又说：
 
 “结果是不合理的城乡劳动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识青年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许多下乡青年谋生有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单位和家庭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 《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1日。]
 
 辽宁广播电台在一篇报导中反驳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由19名知青模范签署的联名信：
 
 “四人帮及其党羽歪曲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跟工农相结合的指示。他们把青年下乡绝对化，荒谬地强调只有城镇青年下乡插队才可以被看作是干革命。”[ 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7日。]
 
 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有关下乡运动总体性的文章以后，《中国青年报》终于刊登了一篇有关该题材的文章，内容也包含对运动的这类批判[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该报“评论员”对运动的历史作了一番梳理，将1950年代以来开展运动的必要性仅仅归结为城镇就业形势所迫。根据他的分析，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何对后期作出评价，就比较困难了。一方面，必须承认知青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的正面价值，“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另一方面，不得隐瞒由运动引起的“严重问题”：“大多数知青”无法生活自给，在婚姻、住房、医疗以及学习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情况使那些年轻人变得消极，甚至失望，也导致群众极度不满。此外，少数干部腐败堕落，利用运动“大发知青财”，侵吞知青安置费，仗着手中有权可以决定调动就强制要求红包及其它好处，助长了“走后门”的恶劣习气，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为了提出另一项下乡政策，“评论员”竭力数说强迫全体知青下乡插队一辈子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一个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为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工作，就是说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知青无论调到工厂、学校还是部队，他也不是四人帮说的“半截子革命”。甚至都没有必要让城镇青年都到农村去作短期锻炼[ “评论员”作出这样的肯定，是引用了毛本人在1957年的一篇讲话中的一句：“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40。]。既然“与工农相结合”不是绝对需要下乡，那么為縮小“三大差別”，四人帮所搞的城乡劳动力大调换也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或缺。马克思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农民招进城当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乡下去，事实证明那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也没有缩小吗?”。
 
 有了这样的对四人帮式的下乡运动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经济制度施行改革以后，“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作者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还应该继续下乡，但是他们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同时也会更加扩大升学和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经开了3周多的全国会议期间发表的，中央电台在当天就对外广播了其中几段很长的段落[ 见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8日。]，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觉得是报章第一次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还张贴大字报表达同样的意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163。]。同样的，云南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致电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调查组去处理问题，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骗了，给“弄”到云南，到了农场几年以来，“四人帮”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负他们并进行政治的迫害[ 同上，页164。]。
 
 那篇文章反复强调知青遭受的苦难，又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四人帮”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在多处地方开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实，对中央级领导与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来说，这篇文章像是晴天霹雳，始料不及[ 是共青团老书记胡耀邦负责去跟《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谈话，提醒他们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说出来的，要求他们不要再帮倒忙；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5。]。作为会议初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可以代表官方意见的，然而，它却与最高负责人从年初起就审慎制定的战略方案大唱反调[ 关于领导人之间的内部争论，在中央档案解密之前，我们只能相信那些能够接触到内部资料的人士；尤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53-162。]。
 
 到1978年，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下乡运动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引起了太多的不满情緒，而从1973年起在財政上的竭力支持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政府机关里相传一句新流行语：“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 李先念承认是他先讲出“四不满意”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顾洪章等，《始末》，页158。]。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呈交给全国知青会议的汇报提纲而召开的。似乎从那年夏季以后，连华国锋都同意这个观点了[ 同上，页151-152。]。这种变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来：从4月30日起，知青办公室不再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领导。知青办主任为许世平，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8月5日，国务院重新调整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仍然是组长，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 同上，页248。]。虽然他们指望增加就业机会，但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乡运动，然后让仍在农村的800多万知青大批返城，这一定会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问题，造成工作职位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那是很危险的。他们多次列举2000万这个数字，那是城镇工业上多余的劳动力[ 纪登奎解释说，这个估计是按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计算的，若按发展国家的标准计算，可能多一倍；见顾洪章等，《始末》，页 160。]。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给城市多供应100亿斤商品粮[ 同上，页155。]。因此，最高领导人，联同领导小组与知青办，就决定逐步进行，缩小下乡范围，首先只让困难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国营农场知青则不得回城，他们算是国家职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 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这一点在1978年2月12日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下来；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52。]。
 
 要让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继续留在农村以及在“若干年”内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乡，那就必须进行改善工作，会议将会提供细节。负责人们当然知道，这份“理性”的但又无法保证何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会满足知青的要求的。不过，重要的是不能承认下乡运动是一项错误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从而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所以就决定，一方面对过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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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作一个正面的积极评价（承认某些问题是四人帮干扰造成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下乡。副总理纪登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构里，总是有一个总理和好几个副总理。当时，华国锋是总理，另外有13个副总理，邓小平是其中之一。]这样描述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顾洪章等，《始末》，页154。]。私下里，这些高级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狠批毛派下乡运动的构思，全部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 可惜他从来都没有敢跟毛说 ]。[ ]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另一位副总理康世恩分析实用主义者的逻辑与毛派分子的逻辑不同在何处：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 ]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若改革派领导人的确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必须阐述清楚，而且让人接受。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41天，从没有开过这么长时间的会，可见争论有多激烈，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各种不同观点就得以表达[ 1978年10月30日纪登奎在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会上他跟他们说：“请你们思想解放一下，有什么好的意见、办法，都讲出来，不说你是 拔根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2。]。但是，最后作出的决定都符合领导人表示过的意愿[ 刘小萌，前引，页716-718。]，反映在政治局12月12日通过的两个文件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后来亦称“40条”），后来两个文件一起，就变成了中发[1978]74号文件[ 同上，页719。12月14日新华社公布会议的结果。见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1978年12月15日，以及SWB, 1978年12月18日。]。正像上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纪要》只是从经济问题上评价下乡运动。“再教育”的提法无影无踪了。但是对运动的看法很正面，用惯常的言辞生硬的语句来表达。干部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丑闻没有提及。知青遇到的困难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然又是归罪于四人帮的破坏。强调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无论在文化革命前还是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知青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今后是否会放弃上山下乡，《纪要》重复《中国青年报》有关将来“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诺言，但是在《人民日报》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只有很含糊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还必须继续下乡，因为“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放宽了留城政策，准许多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另外，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运动今后只涉及189个大中城市，而且那些认为有能力在当地安置所有本地区毕业生的城市可以不再派青年下乡。
 
 对那些仍需下乡的年青人来说，安置方法改变了：他们不再分散单独插队到公社里去，而是去知青队及知青农场，或者去经济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基地。这些场队和基地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缴税，不上缴利润，不负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此外，鼓励市政当局协助城市工厂企业支援这些场队基地，使知青能同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活动。很明显，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知青能有合情合理的收入。
 
 至于那些在乡知青，在国营农场的[ 根据顾洪章等（《始末》，页173），当时还剩下200多万。刘小萌则认为160或170万，相当于当时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前引，页720，732）。]应留在原地。由于他们是作为国家职工招进来的，所以无权因困退或病退要求返城。然而很例外，他们可以“商调”回城，不过如何进行则没有详述。相反的，有实际困难的插队知青，可以安排进城镇或农村的工厂企业，享受固定工资。1972年底以前插队的老知青（估计有130万）有优先权，在“两年之内”安排完毕。45万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已婚插队知青，原则上就地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总的来说，尽量把知青集中在知青农场，如果所得口粮太少，国家补助。此外，撤销所有的五七农场[ 正式关闭农场是在1979年2月17日由国务院颁发的政令宣布的；见《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443。]，需要的话，可以转为知青农场。其实，找出空闲的土地来创建这些农场是不容易的。经费方面，每人安置经费增加100元。尽管下乡人数会减少，但国家保证财政预算仍然是每年10亿，用以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要求加强各级领导小组，小组必须认真做好工作。
 
 第二次全国会议将上山下乡的讨论评价仅仅局限在就业问题上，宣告毛1968年(整整10年前)，发动的这场伟大运动寿终正寝。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下乡运动，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局明确表示已经决定，只要城市就业机会还不足够多，上山下乡就得继续下去。其实，即便没有公开提这个问题，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人口形势前景并不乐观：数量超常的同年出生的城镇青年正步入就业年龄[ 见本书，图表4，页398。]。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会议虽然制定了相应明确的政策，但是并没能让主要的当事人接受。在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已经可以觉察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丝焦虑：“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其实，对刚过去的运动进行批判（即使是有限度的），又对知青的实际困难表示关心，这只能令那些青年更加坚定决心要全盘否定下乡运动。当局准备将来完全停止上山下乡，许多青年本来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品，现在更加喊冤叫屈了，他们中间有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被迫继续下乡，更不用说那些把生命中的10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而仍滞留在那儿的知青，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他们何时能返城作出任何保证。插队的知青也许还有点儿理由怀抱希望，可那些在农场的所能看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陈永贵直言不讳，“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SWB，1978年12月18日。]。
 
 热火朝天的请愿潮
 
 接受还是不接受，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中共有种种办法将它的决定强加给社会；但是在1978年底这个问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负责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上面谈到的《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以及众多的诉求活动，这大概证明会议的结果是没有满足知青的希望。实际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知青就已经利用政治气氛的转变及当局的犹豫不决大举返城。与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及“病退”回城的增加了两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同年春天，公安部发出的一个通知更方便了户口转换。天津政府在简化行政手续上走得更远，所以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回城知青激增。这种形势的演变除了用标准放松来解释之外，还应看到行贿受贿现象的普遍化，其中以行贿收买医生为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区,182名天津知青经过体检，结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许返城。天津的例子当然鼓动起其它城市的青年，像上海知青，去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那个时期，国营农场的知青像其他的一样，可以申请办理这类返城手续。有些地方，像内蒙，当地政府本来就很想甩掉知青这一包袱，所以执行政策时特别宽松。这头一股返城风也影响了已经在当地获得固定工资工作的知青，他们纷纷提出退职，要求恢复知青身份，从而可以申请“病退”或“困退”返回自己的城市。而已婚知青则感到自己是让人骗了，在1978年春也出来请愿要求返城资格。在辽宁省闹事闹得特别凶，因为当年这个极左省份曾经从意识形态的动机出发，竭力煽惑知青在农村结婚[ 见本书，页134-136。全国共有85万名已婚知青，10万名以上在辽宁；见刘小萌，前引，页728。]。进行抗议的知青在省内还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
 
 当局在掌握批准“病退”及“困退”的标准上表现宽松，除此之外，还招募了30万名知青入伍，显示了他们的仁慈，因为1977年才招了5万5千名[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1。]。批准大量知青返城结果就得重新检讨子女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在1966年以前和1974年之后，只有当退休会给有关家庭造成“特困”的情况下，以子女顶替才有可能；新的退休办法[ 这是一份国务院在1978年6月2日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2。]在1978年夏开始实施，1979年1月普遍实行，子女顶替就成了流行的回城途径[ 根据中央的决定，在4种特殊的行业里（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种做法从1973年起就普遍了；见《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8。]。唯一的要求是顶替者必须在16至30岁之间，而且没有一份在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作。大部分知青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们的还未退休的父母都非常愿意把子女之一调离农村，给他（她）一个铁饭碗[ 这个俗语是指有绝对保障的受薪工作职位。]。这就是1978年回城应招的知青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乎立即退休的条件，而且很多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要安排[ 这项措施令兄弟姐妹之间争风吃醋，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见《婚姻案件100例》，页60。]。另外，新的办法是“暂行”的，于是流言四起，传闻该办法在全国铺开后就会废止[ 见《解放日报》1979年3月1日第一版。关于顶替问题，主要见D.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页27以及 M. Bonnin,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ransforming China s Economy, vol.1, 页201-202。]。顶替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不能缓和650万到1978年底还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焦躁情绪。
 
 不可忽视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他们的前途也是个尖锐的问题，会议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抗议者大军的主要部分可分三大类：国营农场的知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 已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另一方若在城里已经有一份领取工资的工作，那么他（或她）的工作单位通常会招聘仍在农村的那一方。实际上，这类知青中很多人已经非法回城了，所以这次只是准许把户口也带回来（见《吉林省志 经济综合管理志 劳动》，页98）。双方都是知青的夫妻最后由原居城市接收。对那些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问题就比较大：各方必须先回到各自的原居地，然后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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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困境的人，以作户口对调（见本书，页170，注释113）。]以及那些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们有的是直接获得的，有的是应征入了伍又复了员之后分派的。他们之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等。除了那一批返城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以外，上述的那些知青就组成了一个承上天眷顾的特权阶层，那个时期，其他知青还在农场种地，最倒霉的还在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不过，到了1979年，事情倒过来了，当年头一批上调从事有工资待遇的非农工作的青年，现在成了最后一批：他们不再被当作知青，原则上无权享受顶替政策，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能被调回原来的城市，但没有很重要的高层次关系是办不到的，而有这种关系的一般都已经回城了。所以，这类老知青中的一位发出了哀叹：“上调吃亏”[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二版。]。
 
 12月的决定在已经安置好的知青中激起了一片愤怒，这种愤怒情绪很快就过渡到自发的诉求行动，规模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愤怒之深不够解释抗议之广。当时正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权力争夺白热化，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才能出现知识青年组织的大量抗议活动以及对返城愿望的集体公开表达。1978年下半年，邓越来越依赖批判文化革命，并给大批的受害者平反，令他的对手难堪之极。这样来清算毛晚年的遗产，也可以被理解为党在威望降至极低点的时候力图挽回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这一阶层里，因为改革派需要他们来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种形势必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动。既然政治对手自认是前领导的继承者，只要老百姓的困苦可以算在过去领导人及过去政策的账上，国家就会突然对此表现不寻常的关怀。目的不仅是令政治敌人失去人心，也是为了建立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共识。上海劳动局的一名负责人曾经说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下乡运动引致的不满情绪，他这样解释：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无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与这些知青的父母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使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团结的局面，才可以把重点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工作上。”[ 法中友好协会的一份关于1979年8月访问上海的报告打字稿，题为：“与陈寿先生（上海市劳动局负责人）的交谈”，页 7。]
 
 政府所持的新姿态最惊人的表现是在1978年11月15日推翻对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的定论，从反革命事件翻案成“完全的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评论员”文章，宣布为建国以来所有错判的冤案平反，当然有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5日第一版。]。许多知青，还有其他阶层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是牺牲品，从而觉得是行动的时候了。这就是当时人们称作的“上访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主运动”的共鸣及支持，尽管两者最初的目的并不相同。这场民主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自发的政治运动，而且被批准在“民主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从11月中起，先在北京，后发展到其他大城市。上访人士与民主斗士都用大字报和游行来表达意见。在这短短的“北京之春”期间（其实是在隆冬时分花开绽放的），民主派们甚至还创办发行“民办刊物”，是一些非官方的油印小本杂志，而且一下子就分发完毕，他们还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小组，这些小组有的时候还为某些上访者辩护[ 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另见V. Sidane & W. Zafanolli, Procès politiques à Pékin : Wei Jingsheng, Fu Yuehua.]。
 
 一边是官方小心翼翼地在解冻，另一边是社会诉求在日益沸腾。在这种气氛下，知青一方面心急如焚（已经枉然等了好几年了），另一方面又对全国会议能不能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没什么信心，所以就不用等会议结束了。相反，会议正在举行，正好让与会人士听到知青们的呼声。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发起这第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运动，其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有几个理由能解释这一点。像在其他农场一样，知青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在整体劳动力中占着重要的比例，所以在当地那个小社会里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年纪也比较大，因为他们是在1968-1970年间到达的（四川知青是1971年到的）[ 在106600名遣送到云南农场及农村的外来知青中，51483人在西双版纳，其中有33672人是从上海去的，14556人从重庆去的，3255人从北京去的；见《西双版纳五十年》，页142。在云南其他地区也有成都的知青。]。从他们到达当时还是属于军队的农场以后，就面对受极左思想毒害极深的言行粗暴的干部，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身处边疆远离北京，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调戏奸污、拳打脚踢、侮辱欺凌等迫害事件层出不穷，1973年的会议上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而生活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仍然是非常简陋落后的。
 
 运动是10月底在景洪农场从为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汇集签名开始的，信是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的。信不是写给当时中央“头号人物”华国锋的，而是写给邓的，人们认为他是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希望所在。签名的知青在信中控诉极左政策对他们的摧残，诉说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以后回音渺然，但是签名的几千名知青却受到农场领导的刁难。11月16日又发出了第二封，对下乡运动的批评上升到理论层面。信中尖锐地指出让知青上山下乡根本不能缩小三大差别，政府应该面对这个事实改变政策。不到10天，1万多名知青在上面签了名。运动扩展到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11月初，37个分场的代表集中在景洪，为北上请愿成立了“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第二封信寄出后，仍然是杳如黄鹤。知青们就决定亲自把请愿信送到北京去，这次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是以“5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的名义写的，信中揭露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有权有势家庭的子女纷纷离乡返城，普通工人的子女就被人抛弃在这个地方继续从事艰苦的劳动，只有缺少营养的饮食和枯燥无味的生活陪伴，另外还得忍受各级头头的辱骂欺负与拳脚棍棒。四人帮倒台都过了两年了，可是他们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此大惑不解，在信的最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有几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有的是用血写的。另外还为支持赴京请愿的代表组织了募集捐款的活动。但是西双版纳州政府禁止他们启程。为了表示抗议，12月8日筹备组发表了《罢工宣言》号召所有知青立即进行无限期罢工。各分场知青一致投入行动。首批请愿团40名代表12月16日从景洪出发，20日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第二批请愿团由丁惠民带队18日离开景洪。云南省委企图阻止第一批请愿团赴京，但徒劳无功。22日晚，知青代表已经登上了火车，可是昆明站接到上头命令，不开车。事情闹得很僵，代表们24日晚就决定采取卧轨行动。卧轨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晚上。在此同时，丁惠民将第二批请愿团分成3组：一组8人出发去上海，一组7人启程去重庆。这两组吵得震天动地，就是为了调虎离山，把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好让另外一个丁惠民及其他25人小组从容行动。这26名代表在昆明市郊的一个小站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然后从那儿再转车，终于在12月27日到达首都。一到北京，他们就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有的还画上了连环图），还到最高领导人的住处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跟着那几天，他们不时组织游行，要求见华国锋和邓小平[ 路透社讯，1978年12月27日，刊于《明报》1978年12月28日；Le Monde，1979年1月2日；《中国之春》1987年4月号，页79-87；《北京之春》第一期，载于华达(C. Widor)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页99。]。他们主要是揭露云南农场干部的恶劣行径，这些干部横行霸道或者漠不关心导致了许多悲惨事件，知青代表将其中一些具体事例公之于众，希望能借此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我们亲自从民主墙上照下来的那些大字报中的三张，被译成外文并登载于V. Sidane, 前引，页206-210。]。正在参加中共11届3中全会的中共领导人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对抗行动，试图采取一种既可随机应变，又是坚定强硬的态度。后来是刚进入政治局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和内政部长程子华，在1979年1月4日接见了罢工知青的代表。王震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勉励他们奋发图强建设边疆地区，批评他们扰乱了社会秩序，要求他们回西双版纳之后作自我批评。同时他也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该次行动受到惩罚，并承认存在问题，但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宣布了几项让步措施：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已经赶到当地，还有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慰问团”也准备前往；代表们一回到农场就应该“帮助”改变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4日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个人指示也转达给了请愿上访代表。这些代表就决定回云南。其中3位，包括请愿团的负责人丁惠民，在1月23日给王震发了一份电报，是他们做的正式自我批评，和宣告罢工在大多数农场结束了。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震的相当强硬的讲话及3名知青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0日第一版。]。然而，这次当局的胜利与当地的现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有些农场的知青发现返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就决定重新展开罢工。在勐腊农场，愤怒的知青砍倒了近百株已经在开采的橡胶树。罢工运动开始波及到西双版纳以外的地区。滇西的勐定农场300名知青进驻了场部。第二天增加至1500人，其中200宣布绝食。这些造反知青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上面同意他们回城。办公厅立即派赵凡赶往闹事现场。当他到达农场的时候，看见1000多名知青跪在地上等他，全场一片哭声、一片喊声：“我们要回家！”。赵凡亲眼见到知青的诉求真是有充分理由的，于是就如实地向中央当局反映情况。知青办公室当时已经准备好一份有关知青请愿闹事的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其中包括农场知青也可病退或困退回城，或者以顶替或其他方式被招工返回原居城市。中央政府批准取消这项全国会议的决定，并要求云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这个会议于1月21日在昆明举行，出席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四川政府的代表。决定按“6条意见”办事，愿意走的知青就让他们走，尽量多做工作，希望能多留下来一些[ 当时，已婚知青（即使双方都是知青的也一样）都不准走，然而他们要回家的愿望是那么强烈，致使5天内就有3000对夫妻提出离婚；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页378。]。工资增加了，拨款解冻用以改善生活条件，其中700万用来盖房子。23日，中央批准了这些决定。因此，当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在全国报章上见报之时，几万名知青大批地逃离这块生活了8至10年的土地。一年以后，这里只剩下了几百名。
 
 当时回城风席卷全国。只要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就狂风大作。黑龙江省的农垦场有47万知青，是全国最高纪录，那里的返城风尤其令人惊心动魄。是从1978年11月开始的，就是说在全国会议结束之前。如同云南省的情况，黑龙江的外来知青占农场职工总数很大的比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年终劳动成果微乎其微。不仅知青满心疑惑，政府也踌躇不安。每个人脑子里转着的念头都是回城，连那些不久前还在为了“扎根”而放弃上大学机会的也不例外。扎根派本来是无上光荣，如今变得不光彩了。当时在黑龙江各农场的还有30多万知青，几乎全体都参加了1978年11月至1979年春的声势浩荡的大逃亡，不过没有引起像在云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原因在于省领导，他们受革新思想及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比较深[ 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和邢贲思当时去黑龙江作报告，公开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刘小萌，前引，页736。]，因此并没有真的想法子去反对知青的行动（大多数农场负责人倒是企图阻止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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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在当地青年或者非法移民过来的农民中招工[ 接受名作家冯骥才采访的一个人，说在他的农场里就是这样，从山东、河北、河南穷山僻壤自发过来的农民顶了知青的位子。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页12。]，也不愿意把“飞鸽牌”知青留下[ 这个外号在当时经常用来形容知青，带有讽刺意味，其实那本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自行车牌子。]。所以，甚至在公布了全国会议的决定后，黑龙江农场的知青都可以享用插队知青回城的办法。大逃亡给农场的生产及运作造成很多问题，1979年3月1日，只是到了那一天，为了减慢回城风的速度，省政府才宣布废除可以病退和困退为由回城的规定。同一天，在省会哈尔滨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僵持了3天，知青大获全胜，但他们的领导得做自我批评[ 见刘小萌，前引，页736、775。]。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
 
 根据半官方消息来源，1978年12月到1979年春之间，这场风波蔓延到29个省里的21个[ 顾洪章等，《始末》，页181。]。在黑龙江，当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这并不意味着知青都可以顺利回家。实际上，回城风在知青原居城市负责人那里受到的阻力远比在接待地大得多。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 同上，页302。]，那里的冲突表现最尖锐，持续时间也最长。同时也是民主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错综交叉一起的唯一城市。是从黑龙江回城的知青，于11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张贴该市首批民主运动大字报之一[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2月，页4。]。他们揭露在农村过的悲惨生活，断言“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畸形胎儿”[ 《七十年代》1979年1月，页7。并不是Anne McLaren 错误理解的“文化革命是畸形胎儿”。当时反对上山下乡的人经常会引用那一个说法。]，并要求“翻案”，就是说纠正这项错误政策。他们将自己归入文化革命受诬陷的群组里，利用新的政治气候来要求平反昭雪。陆续还张贴出其他的大字报，直至12月10日的游行示威，知青们高呼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还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 A. McLaren, 前引，页6。]。在接见游行代表的时候，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要他们等待正在参加全国会议的市长带着报告回来[ T. B. Gold,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 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1980年12月，页757。]。这条新闻正好显示着该会议的所有决定在全国具有了很具体的意义。跟着，上海及其他省市的地方当局就以此为挡箭牌，不受理知识青年的请愿要求。但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还是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游行示威，进行罢工，绝食，占据地方政府办公室，还搞静坐。因此，在政治局还在审议通过会议决定期间，甚至已经在报章上公布之后，游行从没在上海终止过[ 法新社讯, 1978年12月15日，刊于《明报》1978年12月16日，亦见A. McLaren，前引，页6-7。]，大字报越贴越多，虽然民主运动知青领袖滕沪生被逮捕了，但骚动局面还是持续了整整一个12月[ 滕沪生没有作为知青领袖被捕，但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写”骂人”的大字报，特别是粗暴攻击毛和华国锋。见上海民办刊物《科学、民主、法制》，1979年5月1日，第十期，页20，及滕的大字报之一，载于V. Sidane,前引，页103-104。]。在北京不像在上海，知识青年问题在民主运动中并不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但也是许多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比方说，有一组下放到郊区4个农场的北京知青就在他们的大字报上控诉他们怎么“被迫”滞留在那儿[ 路透社讯，刊于Asahi Evening News，1978年12月19日。]。我们前面谈过，云南知青12月底也在民主墙上贴过大字报，不过他们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而且他们的目标是中央政府，不是北京市政府。各省市都有其它的个别行动。12月30日西安民主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述31名知青要求回城，已经绝食了6天。12月底“知青联盟”在长沙成立，然后组织了一次在该市革命委员会门前的游行，有几万名青年参加[ 法新社讯, 1979年1月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5日，以及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这种骚乱到处都有点儿，严重程度视地点与时间而变化，一直持续到3月底。杭州知青也上北京要求平反，在1月20日张贴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 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
 
 到月底，知青成群结队地回到原居城市过年。这是一年一次与家人欢聚，又可重见分散在各地农场或农村的老朋友，今年的这些团聚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城市里知青的集会就胜过往年。“回城风”愈刮愈烈，简直就是一场暴风雨，大部分回了家的都决定豁出去了，再也不走了。当有的个人申请被上面否决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使出施加集体压力这一招儿。1月25日，在南京，几百个来自苏北不同农场的知青串联一起，在市委门前集会，堵塞了几条交通要道。有些人抨击招募“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的做法，要求这些农民工回到乡下去，以便安插农场知青。2月初，在南昌，在江西一个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包围了铁路局机关，冲击列车，要求安置他们[ 新华社讯，1979年2月12日，刊于《人民日报》1979年2月13日第四版。]。2月5日在杭州，一些青年聚众集会，堵塞路口，影响交通，一直持续到16日[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3日。]。在重庆，游行示威的人群围攻指责劳动局的干部。2月7日在天津，知青在城里各处闹事。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类似事件，比如在合肥也一样[ 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79年7月向日本记者透露的；见Yomiuri Shimbun，刊于《明报》1979年7月28日。]。
 
 毫无疑问，事情在上海闹得最凶。从1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2月5日几千名知青在市委门前示威要求书记彭冲接见，僵持了两个小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去上海火车站，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在铁轨上坐了足足12个小时。市委立即报告了中央，国务院在6日清晨通过电话从北京下达指示，命令卧轨青年撤离铁道，威胁要严惩那些企图顽抗不服从者[ 这项指示在随后几天贴满了全城，《明报》在1979年5月1日登载了一张该指示的照片。]。警察用大喇叭向示威青年多次传达中央的指示，到凌晨3点相当一部分青年撤走了，只剩下一些最死硬的，一个小时后被警察带走。在当时及后来几天内逮捕了一些人。面对这类有着扩展趋势的请愿行动，中央就在2月1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各大城市随后也公布了市一级的通知，严厉限制集体诉求行动。在上海，3月6日通知也没有能让民主墙上的激烈讨论停止，更不用说游行，占据政府机关等行动了。3月15日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前面有一场游行示威，刚好在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之前。示威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请愿活动信息传到国外去，借以增加影响力。其实，所有这些活动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返城。只不过申诉的理由有所不同而已[ 关于1978年12月到1979年3月的上海游行，见A. McLaren，前引； T. Gold，前引 ；《科学、民主、法制》（个人收藏）；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 Esprit, 1979年6月，页22-30；《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8日及11日。]。
 
 然而，邓小平3月16日内部讲话以后，在上海，以至在全国，开始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及请愿游行的组织者。在上海，甚至借口“施工工程”而禁止人们接近民主墙，一直到九月。这些钳制手段和当时出现的一次“左”的意识形态攻势是相辅相成的，7月1日五届人大二中全会结束之后，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受到批判[ V. Sidane, 前引，页38-43及T. Gold，前引，页762。]。政治紧张局面和社会气氛到秋季才逐渐缓和下来。知青们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提出他们的请愿。从6月底开始，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几十或几百名知青游行。参加的是来自郊区农场或者边疆地区的知青。落户郊区的青年不满市政府在年初同意他们之中12万名以“顶替”回城，但却又在6月宣布停办其余的15万名的回城工作。大失所望，加之满腔愤怒，以致在大多数农场都出现了自杀事件，在有人到城里去游行的同时，还爆发了罢工及怠工。其他的参加者来自黑龙江、云南和新疆。虽然，黑龙江和云南的知青是可以合法离开的，但上海当局试图食言。他们不给病退或困退回来的知青找工作。有些黑龙江的上海知青跟北京或天津知青结了婚，上海政府就拒绝接收，可是决定里是要求每个城市得首先重新安置自己的“知青”，然后为了他们夫妻团圆再进行商调工作[ 上海市最终同意接受夫妻中的原上海人，但当局不帮他们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他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一处境（连子女数量都得一样）下的有意对调的夫妻。2000年8月10日，我们在北京访问了R. Y. C.。她是与一位北京知青结婚的上海女知青。]。尽管知青有着各自的种种具体问题，但他们最终还是能联合起来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组织请愿行动，而且还安排一些有酬劳的活动借以支持运动，又可以帮助经济极端困难的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771-772。]。在杭州，1000多浙江省五七农垦场的知识青年，9月8日开始静坐要求准许返城并安置工作。到17日，静坐仍在继续[ 《四五论坛》第13期，页40。虽然名字相似，但这些农场跟“五七干校”没有关系。]。10月初，请愿知青增加到几千人，其中34名绝食了4天。他们确是受屈受害深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浙江日报》在2月宣布，所有在1966年进这些农垦场的知青都可以在上半年回城，而在1969年进场的则要等下半年。这个消息令他们欣喜若狂。然而，到了5月26日，这项已经写入正式文件的计划突然被收回了，理由是与中央决定的精神有矛盾，而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规定不再另行安置已在国营农场就业的知青[ V. Sidane，前引，页46，及刘小萌，前引，页776。]。与此同时，在上海，请愿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人民广场，几个年轻人请求一个日本记者把警察撕毁大字报的情景用相机照下来，那份大字报的题目是《新疆下放青年代表”上诉”归来，不欢迎吗？》[ Yomiuri Shimbun, 刊于《明报》1979年10月6日。照片在《明报》1979年10月7日。有关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特殊问题，见本书，页205-214。]
 
 魏京生，民主运动最激进的发言人之一，在1979年10月16日被判处15年徒刑，这标志着对社会群体的要求及政治体制改革提倡的各种抗议活动开始进行一场严厉的镇压。1979年底，《民主墙》被封闭了，地下杂志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后被迫停刊[ 见V. Sidane，前引，页47-49。]。3名参加2月5日游行的知青，12月1日在上海被判徒刑[ 分别判9年、5年和4年缓刑两年；见《文汇报》1979年12月12日第一版，及《人民日报》1979年12月14日第4版。]。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请愿时期主要在1978年11月与1979年10月之间。在这一时期之后，知青的抗议活动消弱趋于消沉，一方面是镇压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绝大部分知青的回城愿望得到了满足。其实，知青抗议活动的结束并不是政府有能力单方面强制推行它的决定的结果，而是知青这个社会群体在1970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有能力从政府那儿取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较为满意的折衷方案的征兆。当局在1979整整一年里，不遗余力地贯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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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的决定，但最后收效甚微，这就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的抵制行动的功效，不论那是消极或是积极的。
 
 实际上，为了继续遣送知青上山下乡，同时限制回城人数，政府在1978年底到1979年底期间竭尽了全力。这个时期采取的措施既认真又谨慎，还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国家是真的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至少还要持续好几年。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
 
 精神落实到各省份并重申全国会议所定政策
 
 在12月15日公布工作会议的当天早上，上海市就组织了学习文件的大小会议，再次肯定不应该像林彪及四人帮那样阻止知青问题的讨论，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否定这次运动的成绩，给运动抹黑”[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5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0日。]。16日，吉林省召开了大会落实全国会议的指示精神。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月底，决定一方面要“帮助知青满意地在农村安家落户，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另一面，“鉴于本省的经济条件，几年内还应该继续动员知青到农村去插队”[ 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2月22日及1978年12月30日，分别刊于FBIS，1978年12月26日及1979年1月4日。 ]。辽宁省党委在12月20到25日期间也开了会，肯定“全国工作会议关于今后几年继续下放知青到农村去的决定是符合本省的实际情况的”[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2日，刊于FBIS，1979年12月18日。]。对新毕业生来说，上海预见到升学与城市招工的机会将会增加，他们就不再去农村插队了。但是，“特别要注意跟着来的这几年里，将会有大批毕业生离开中学，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必须下放到上海的国营农场去”[ 《文汇报》1979年1月5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4日。]。山西政府则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三四年以后”不必下放知青去农村[ 山西电台广播，1979年1月8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2日。]。所有这些措施都完完全全与正式公布的全国工作会议的各项决定相配合，只等着落实了。浙江知青办公室的政策是最宽松的，其主任宣称,暂时没有工作的年青毕业生可以去农村，也可以留在城里自学准备升学考试，其实那就暗示着强迫下放政策的终结（前提是父母有能力继续供养这些毕业生子女[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1月30日，刊于FBIS，1979年2月2日。]。
 
 在组织传达中央决定的会议之后，国务院又发出了通知，要求各省市当局如同往年一样在春节期间给各自管辖地区的知青寄慰问信[ 新华社讯，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这些信件又再次谈到12月的决定，勉励知青继续奋斗、耐心等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的政策新方向，而投身于这一建设乃是知青义不容辞的责任[ 江苏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6日。内蒙古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7日。贵州电台广播，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河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日。]。从6月份开始，面对新的一批毕业生离开学校，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省一级即时召开各种会议商讨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甘肃电台广播，1979年6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0日。青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28日，刊于SWA，1979年7月5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黑龙江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1979年7月16日及1979年8月23日，分别刊于FBIS，1979年7月13日，1979年7月27日及1979年8月27日。]。辽宁省强调要竭尽全力做好必不可缺的动员工作。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声称：“今年我们动员知青下乡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各级党委不可有一刻松懈，而且得比往年做更多的工作”[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在各地，毫无例外地都有必要继续动员相当一部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这与华国锋6月18日在全国5届人大第2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完全吻合[ Beijing Information，1979年7月9日，页22。]。这时，又祭出“两条腿走路”这一老掉牙的万能口号，不过赋予了崭新意义：在城市以及农村都提供工作职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8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7日。]。1979年8月份，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们要继续下乡运动并再次掀起一场全面动员的意图。《红旗》杂志首先发表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的长文，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给新的一场秋季下乡动员打下一个理论基础。题为“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文章再次提及全国工作会议的结论，并对其中某几点作了补充。文章开首“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然后对“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做了一番解释：
 
 -农村和边境地区需要援助，目前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为数很少，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需要。
 
 -必须使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城市郊区及农村建立起一批小城镇。办得最好的知青场队已经在消除城乡差别、朝向共产主义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
 
 -由于1950-1960年间出生人口增长速度过高，因此没有能力在城市解决全部青年的就业问题。如果盲目地把青年人都招来吃大锅饭，那就会影响国家财政，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加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然后作者就指出应该以哪种形式来安置知青。反正，不再搞当年那种主要是为了知青接受“再教育”才应运而生的分散插队。今天，知青应该自己组织成由安置他们的企业或组织（父母的工作单位）管理的农业基地、工业基地、林业基地等，或者自己组成由市、县及公社管理但经济核算独立的知青农场或知青队。以“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在大队，分散劳动在生产队）为原则建起的知青点仍然是在农村的重要安置模式，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逐步转化为农场或知青队。学习的榜样是湖南湘潭的红旗农场。文章最后号召社会各界参与动员工作，特别号召知识青年“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的明天”[ 《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
 
 “理论基础”建立好了，“领导小组”在8月17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33名全国知青模范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国家劳动局局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讲话：“过去，青年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重点，但在经济调整的现阶段，重点就得放在如何能最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青年就业统筹计划上。”他宣布政府将会尝试在城镇给大约700万青年提供工作职位，而在大学报名结束后，将会有80万知青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8月21日。]。大会到8月29日才闭幕。报刊高度赞扬应邀出席的33名知青模范（到8月25日又多增加了一位女模范）的感人事迹与他们的宏伟决心。26日，华国锋、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胡耀邦与王任重接见了他们。每位领导都讲了话，再次肯定下乡运动的丰功伟绩。从那时一直到年底，各省市召开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一般都会邀请知青先进分子，传达该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促进下乡动员工作的展开。
 
 此外，在9月20日与10月12日之间，国务院“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两次经验交流会，一次在辽宁省本溪，另一次在湖南省湘潭[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目的就是要解开一些干部的难题，根据上引的《红旗》文章的说法，他们“觉得安置知青引发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两个城市得到如此的荣耀，并不是因为又出了个新型模范人物，而是作为执行1978年12月全国会议路线的成功典范。本溪市在自己管辖的区域范围内建立了170多个知青农场和知青队。而湘潭市的负责人则已经成功地把一些农场改建工农商联合企业。
 
 为应付各种社会抵制而采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战略措施(1)
 
 1978年的大会闭幕后，仅仅过了8个月，就又需要召开另一次全国会议了，而该次会议后一个月，又开了两次在模范地区的小型会议，这都说明了在执行既定方针上遭遇困难，不断强调要“统一思想”也显示出阻力重重。为了与这种普遍存在于青年、他们的家长及地方干部中的勉强敷衍态度进行斗争，搬出了各样法宝。面对那些惊人的暴力行为，政府当局先是表现出相对的忍让，希望通过说服来解决问题。因而，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上海游行之后，《解放日报》认为知青“用不同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提出的建议及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又说问题只能“有计划地一步步”得到解决[ 《解放日报》1978年12月16日。]。市政府的多位负责人表面上不做任何让步，但也不摆出威胁的样子[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2月26日。]。在此同时，上海妇联多次开会说服家长把子女送到农村去[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3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1日。]。
 
 软硬兼施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表面上在处理云南知青罢工（上面已谈到过）一事已得到充分的演绎。王震出来讲话了，虽然公开发表的时候，由于各种事件而在当地早已失效，但这篇讲话仍然在好几个月里作为教训那些知青造反分子的学习材料[ 另一例子是南昌游行事件，见本章注107。]。面对2月5日上海游行，当局的态度就比较强硬了，但当局头头并不满足于使用警察手段来结束知青的积极抵制行动。他们发动起全部宣传机器。一时间，全城张贴了官方口号，号召服从国务院的指示。报章则连篇累牍地把参加游行的人说成是滋事分子，有自私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目标的人。报纸“转载了”一些声称是群众（其中包括个别知青家长）来信表示不赞成骚乱，要求政府出来惩治骚乱分子[ 主要见《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及1979年2月8日第一版。A. McLaren, 前引，页10; 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页23。]。
 
 当时的政治形势，参加游行罢工者人数众多，加上他们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这种种因素都不准许大规模施行镇压，但负责人们仍然谴责动乱，声言他们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威胁说要采取镇压手段，而后来他们真的那么做了。
 
 局当也花了许多精力去跟整个社会主体，尤其是知青的消极抵制作斗争。这种抵制行动规模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法返城及拒绝回农村。从2月初开始，节庆假期过去了，大量知青滞留城市，这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负责人就开始给这些知青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些知青和家长的来信，号召回到农村去[ 《解放日报》1979年2月9日第一版。]。24日在《吉林日报》也刊登了同类的信件[ 《吉林日报》1979年2月24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日。]。后来就提出农场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完成春耕一事，用以说明所有“闲散”知青即刻回乡的必要性[ 《解放日报》1979年3月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3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5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4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日。]。各城区组织召集知青参加“圆桌会议”，并派负责人上门劝说他们必须回到乡下去。最死硬的那些就得经常向干部“交心”。而那些干部并不仅仅限于作思想工作，有的情况下，他们还跟地方政府联系，试图解决知青的问题（比如住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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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令这些青年再没有理由拒绝回乡[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2版，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3月20日及1979年3月25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7日。]。在城里或者在农村，都组织了群众大会表扬听话顺从的知青[ 《黑龙江日报》1979年2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7日。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19日。]。在辽宁，开了一次省级会议，学习鞍山经验，这个模范城市在6月底成功地将86%非法返城的知青遣返回农村，还将65%的1978年毕业的定为需要下乡的学生送走[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刊于SWB，1979年7月19日。]。1979年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动员工作更显急迫。当局为了配合思想工作，还公开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辽宁省党委就决定那些态度强硬的青年不得在学校求职，也分配不到工作，哪怕是临时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沈阳市政府宣布，在下放工作完成之前所有已经得到的职位均属无效，禁止任何招工。1979年毕业生必须在9月底前走，而前几届的则在7月底前走[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8日，刊于SWB，1979年7月31日。]。尽管如此，到10月底，当局还在被迫采取措施加强动员[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政府当局在整个1979年期间还得跟家长，特别是跟干部的抵制行动抗争。报刊经常揭露一些官员（包括那些刚被平反的）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全都弄回大城市，弄回自己身边”[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2日第3版。《文汇报》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一版。《广东青年》1979年第9期，页11-12。]。《文汇报》登载了一小段连环图，嘲笑那些总是为自己当年上山打游击、下乡搞土改而自豪的干部，他们今天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 《文汇报》1979年6月7日第4版。]。一位模范干部（甚少代表性）这样说：“如果我利用职权把女儿调回城市，又怎样能够动员别人把儿女送到农村呢？”[ 《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第4版。] 当时，大部分的干部不愿意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
 
 政府当局还得面对乡下及农场的农村干部的抵制。《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不要“挤”知识青年”的文章揭露一些地方干部利用“知青点”的青年回家探亲的时机，将他们的住房、工作、甚至储备下的粮食及生产工具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青年，因为他们是“永久牌”，不是“飞鸽牌”[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关于这种说法，见本章注94。]。同样的，一些从西双版纳农场自行退职，后来又被政府劝说返回岗位的知青，一回来就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被人霸占了。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鼓励知青回乡[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2日第3版。]。农场干部倾向于用较顺从的农民来替代知青，这些农民也不大可能在职位调动晋升上跟他们竞争[ 采访C. W. H. ，1978年7月25日。采访 X. X.，1978年7月5日。 ]。然而，政府依旧施加压力，颁布指示，试图阻止干部们的这种抵制破坏他们的政策[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及1979年8月22日第3版。]。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1)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当局竭力重新树立农村劳动光荣的正面形象。以此来应付社会对下乡运动的抵制[ 把下乡运动重新提到官方任务的首要地位还反映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上。从1978年的11篇，增加到1979年的64篇；见T. Scharping，前引，页181。]。
 
 湖北省党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年底的时候对知青模范一再表示：“有人说知青是白老鼠、文革牺牲品和四个现代化废品的三合一产品，这种想法不值一驳”[ 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然而，各级负责人（包括他本人）在整个1979年期间都花了大量时间去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想”。有些年青人斩钉截铁地说下乡运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必须纠正的“错误”，政府则不断地向他们解释，说那是毛主席早在文化革命前就提出来的正确政策[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第一版。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7月5日，刊于SWB，1979年7月12日。《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纲，说下乡运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返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当局则反驳说那是适合中国发展条件的一项政策，知青留在农村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见《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2日第4版。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这最后一说该是为继续实行那项政策而作的主要正面辩辞。
 
 在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尝试再次弘扬曾经激励过文革前运动先驱者及后继者们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有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真的能为农村的发展“大有作为”，这种论调成了1979年发表的众多文章的主旋律，介绍不同类型的知青模范。通常是想法让那些死硬分子“感到羞耻”。《浙江日报》刊登过一篇题为“需要几万个像他那样的好青年”的文章，文中写道：
 
 “他的高贵的思想觉悟与心无四个现代化亦无国家人民利益的某些人的表现相比较，反差多大呀！那些人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和边境地区，当他们达不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时，就聚众捣乱。史明军（译音）的先进事迹就像一块明镜。照照这块镜子，那些人应该感到羞愧万分！”[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3月21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6日。]
 
 为了令这种“羞耻感”更加突出，当局毫不吝啬地大肆表扬模范知青。我们已经谈过省一级与全国都召开了“先进知青”大会，在此之际，报刊给某些知青送上一大堆赞美颂扬之词，有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头版[ 见本书，页174-175。]。毋庸置疑，得到最大荣誉的是杨永青。她是1979年以政治连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前方的。上海当局正在与知青有组织的暴力抵制对抗[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4版及1979年2月16日第4版。]的关键时刻，报刊挖掘出了这个1964年志愿到新疆去的上海女青年。她1972年没有跟随丈夫与孩子返回城市，而选择留在当地。杨的例子之所以更理想，是因为1977年她还成功地说服了丈夫回到新疆。不过，文章倒也没有隐瞒，杨已经不在石河子农场工作了，已经上调到乌鲁木齐市，当上了新疆共青团的副书记。但，到了3月，正当遣返知青回乡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王任重号召青年奔赴边区参加发展建设[ 《动向》1979年4月号，页22。1979年3月9日王任重替代了陈永贵任“领导小组”组长；顾洪章等，《始末》，页248。]之时，报刊发表了杨永青致王任重的一封公开信，请求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及参加戈壁沙漠的绿化工作。想到“身教重于言教”，她愿继续发扬当年激励她的精神，让那“一小部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组织”接受了她的请求[ 《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及《文汇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后，连载故事照旧，3月30日刊登了杨收到的来信片断，是各个地区的青年写来的，他们决心要学习她的榜样，后来又刊登了乌鲁木齐市共青团为她召开的欢送大会的报道[ 《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第一版及1979年4月11日第3版。]。5月8日她的照片上了报[ 《人民日报》1979年5月8日第2版。]，第二天报章报道了上海市为知青顾生发召开的欢送大会，顾为杨的事迹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合法地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还是同意回到新疆去[ 《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第4版。另一个类似的大会在6月14日召开；见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19日。]。14日，登载了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杨永青写给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为对收到的众多支持鼓励来信的回复。她在信中重复雷锋的老话，表示，“四化建设 [ ]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像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4日第4版。]。她的态度值得《红旗》杂志大书一笔，1979年8月号发表了长文树她为榜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众厌倦或令其他的模范嫉妒，就没有邀请她参加8月底的大会。34名被邀模范的挑选反映出当局想要在文革前后的知青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专业”之间也同样（如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科学试验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等）。但重点放在边境地区工作的重要性上，甚至还重新评估了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意义，正巧曹禺根据这一英雄人物所编写的话剧上演。王昭君一般都是被描写成一个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后妃，作为牺牲品被汉帝送去与匈奴和亲。但曹禺听从了周恩来1960年提出的建议，在1978年完成了新剧本，“还王昭君笑盈盈的真面目”。根据曹再创造的形象，昭君是自愿为汉朝与少数民族的友谊献身的[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第4版。]。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当年也是知青模范，也被邀参加6月的大会，她在当时发表的一篇谈话就显示出这种重新评估并不是偶尔产生的：
 
 “记得在牧区插队时，伯伯曾对我讲过王昭君的事，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我那时候年纪轻，没有考虑这事。今年，我已经27岁了，将按照伯伯的话去做。我决心为巩固蒙汉族人民的团结和建设边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民日报》1979年8月30日第4版。1979年10月1日周秉健真的跟一位著名的蒙古歌唱家结了婚，他们曾经参加同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朝鲜，因此而结识。她在1978年就已经受到表扬，作为周恩来支持下乡运动的例证。她受到这位无子无女的伯父鼓励，1968年8月只有16岁的她就插队到锡林格勒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由于身为总理的侄女，所以不久就被挑选参了军。1970年12月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就对她说：“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并要求她退出军队回到生产队去。在伯父伯母充满爱心的压力下，周秉建在1971年4月离开部队返回草原。她虽然作出了牺牲，但很快就得到了好报：1972年2月入了党，1975年10月进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婚后，她在内蒙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当上锡林格勒副市长、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最后她离开内蒙回到北京在财政部监察司工作。《红旗》1978年第3期，页86；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1-82；石翔编，《中国高干子女风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页107-121；张永平编，《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1999，页39-40。]
 
 当局为挑选新旧模范也伤透了脑筋，也注意选上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模范，这些青年虽2然在当时犯了些错误，但毕竟没有实际参加他们的师父的“阴谋”[ 见《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4版。]。实际上，1970年代被选上当模范的知青在四人帮垮台后都有比较棘手的麻烦[ 有关这些知青模范的命运，主要见刘小萌，前引，页702-714。上述大部分资料是从该书摘取的。]。有些被看作是“帮派体制的重要分子”或者“新生的反革命”。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张铁生[ 关于这些模范的光荣岁月，见本书，页128-142。]。1976年他就被逮捕审查，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他的“罪行”[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一版。]。从此，他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批判四人帮的文件中。他的生父问题给捅了出来，为的是说明他的堕落是有阶级根源的。1983年3月判了他15年徒刑，自逮捕之日起算，他服满了整个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在一个饲料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辽宁省的其他知青模范中，吴献忠、刘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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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柴春泽都被检举并被逮捕。吴献忠被关押在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牢房里，出狱时几乎全身瘫痪，幸亏最后她能找到一份工作，还结了婚。柴春泽的运气稍微好一点儿，得到宽大处理，在1979年12月无罪释放。后来，他还恢复了党籍，被电视大学赤峰分校录取为大学生，毕业后就被该校招聘。在中国的另一端，在昆明，1977年3月1日朱克家也被揪了出来，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判，当场被捕关押。度过了几年牢狱生活，释放出来后在云南沾益县的洪恩煤矿工作，还娶了当地一位老师为妻[ 刘小萌，前引，页704-705。]。在其他的知青模范中，曾经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蔡立坚1978年被捕，被定罪为反革命[ 1984年平反。关于蔡立坚的资料，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姜昆主编《中国知青回忆录》第2册，页688-695。]。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曾抱怨当年成了“瘟神”[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四版。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把她赶出大学，薛喜梅最后还是成功地获取农学高级文凭。1998年她当上河南农学院科学技术信息部的主任；见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页96及255。]，不过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获威望，因为1979年8月全国大会第34名被邀请的知青模范就是她。四人帮崩溃，连文革前的一些模范也受到牵连。像侯隽，1976年进入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3个月后就丢了官，还被指控跟四人帮勾结，被平反解放后，就给送回宝坻县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于董加耕，则遭了两次难：1970年代初期他被控为“516分子”而被关押蹲了3年监狱，后来经周恩来干预才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获得多项公职：三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他是重要负责人）。而该筹备组的组长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1977年秋获得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农村。
 
 除了张铁生，为模范称号付出最高代价的要数以知青之父闻名的李庆霖，他敢于给毛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还揭发下乡运动的不公平及干部的特殊化。由于有毛的撑腰，3年之间李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 见本书，页117，注91。]。
 
 然而，他在1977年初被逮捕了，11月14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责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1979年初对他的判决书指控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尤其是他举报了县里、区里和省里的干部。很明显，李的信件给这些人找了那么多麻烦，他们决不会饶恕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当政治气氛有了变化，他的刑期就改为10年，后来又改为8年。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常而起伏不定。有些后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反思。王冬梅就是一例。她是旅大的知识青年，当年她说服了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户，1974年当选为模范[ 辽宁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锣打鼓地被送到昭盟这个穷地方。1978年他们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为当局发现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又没有用，然而相关城市每年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平均付出1000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工资收入。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60。]。在一篇以“被埋葬的青春梦”为题的文章里，她谈到知青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她其实成了一种强迫压抑自我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她总是被逼着去扮演某个角色。梦想上大学，但她必须放弃所有的机会；想到要在这个落后的“洞穴”里过一辈子，并嫁给一个牧民，她心里就苦恼万分，但她强迫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17岁当选为模范，20岁被逮捕，两年后，1979年，获释。那时她明白到自己不过是个“政治道具”。现在她是记者了，别人都说：“无悔青春”，而她却说：“痛悔万分”[ 刘小萌，前引，页713-714。]。
 
 1979年底，宣传部门依旧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类模范，像一位长期失业的女青年于1956年离开上海去了宁夏，而另一位知青由于他在研究消灭白蚁上的成功，24岁就当上了某个林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第4版及1979年12月18日第4版。]。在12月底的最后3天，《人民日报》连续登载了一篇文学报道式的长文，是表彰吉林知青赵军翔的事迹，1964年当赵高考完全有希望成功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自愿插队到市郊的一个生产队[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8、29及30日。]。
 
 1979年就这样结束了，最后还为一名应邀出席8月全国大会的充满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青年模范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介绍。然而，这不过是下乡运动所能点燃的最后几把火。当局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知青留在农村，返回农村或者到农村去工作，尽管如此，也没有能力阻止运动在下坡路上急剧地往下滑，该年回城知青及下放知青的人数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知青在1979年是像逃离地狱般地以惊人的速度于纷纷乱乱之中返回城市的。他们或者采用“顶替”父或母的方式，或者请求病退困退。由于知青及家长双方共同施加压力，这两种申请的批核都很宽松。这种速度大大超过了官方的预测(虽然预测与前几年相比已经相当大胆)。河北省政府在国营与集体单位为知青预留了6万个职位，但到6月底就已经有10万8千名知青列入了招募名单[ 《河北省志-劳动志》，页112。]。从全国来看，大约有400万知青在1979年被接受重新迁入原居城市。1978年250万回城青年中的一大部分是在年底才离开农村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一次与1968年底到1970年初的从城市往乡下的人口移动很相似，但是朝相反方向移动的人口迁徙潮。十年后的这一大浪潮所涉及人数甚至会略高于前一次[ 山西省的统计显示，在1979年知青点的数量比知青还要多，也许那股迁徙潮流的飞快速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知青当时成群结队，什么都顾不上，抢在第一时间离开农村，以至于关闭知青点的工作都无法跟上那个速度。见《山西通志-经济管理志-劳动篇》，页51。]。大约500万知青在这个时期离开了农村，而在1978年底到1980年初这一时期，有差不多600万青年回了城[ 见本书，页192，图表2及3。]。在上海，虽然市政府尽了力，还是有大约40万知青在1978到1979年间回来了，这数字相当于1968到1977年间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7%[ 《人口研究》1981年第2期，页32。]。
 
 相反，下乡的人数远远低于预先的估计。前面谈过，本来预计遣送80万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IBS，1979年8月21日。]。11月甚至公布最理想的数字是100万，因为当年中学毕业生人数为300多万，而可提供的城市工作职位数量大约为200多万[ 新华社讯1979年11月2日，刊于FIBS，1979年11月7日。]。政府当局当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夏天之后的动员所得到的实际结果的数据，不过省一级的有足够说服力的数字倒是公布出来了。比如在辽宁，本来决定要比往年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搞好动员[ 见本章注129。]，结果到了10月份只送走了1万7千名知青，而在下乡人数已骤降的1978年同时期是3万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0月25日。另外，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1月3日。]。到月底，政府宣布动员了2万4千人，“比原定计划少了很多”[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上海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1979年10月初，劳动局组织了一次会议，准备10月11日开始的1978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晚了一年）。9万名待分配的学生中，3万多名得去市郊的国营农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0月4日及1979年10月11日，分别刊于SWB，1979年10月16日及1979年11月15日。]。11月底，政府宣布6万名分配在城里的都登上了工作岗位，还斩钉截铁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国营农场会招收更多的青年，但完全没有提到，预计要去农场的3万人实际上去了多少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1月24日，刊于SWB，1979年12月20日。]。看来成绩不佳，下去的人数少得可怜，这才会三缄其口，一字不提。我们掌握的其他不完全数字与后来提供的1979年的全国数字所反映的总趋势相吻合：24万7千7百名知青下了乡，还不到预计数字的1/3[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显而易见，大部分新毕业生都以消极但有效的抵制手段对抗下乡政策，而地方当局既没有办法亦没有决心来跟这种消极抵抗力量抗衡。
 
 1980：运动终结(1)
 
 到了1980年，当局在现实面前低头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后毛泽东时期是没有可能继续下去的了。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而且也停止了传统上为其辩护的毛式话语。此时，数量庞大的一大批毕业生到了就业年龄。问题因此转移，其实在1978年，特别是1979年，已经开始了，但至今才真正转变成为纯粹的城市就业问题。
 
 1980年头两个月，还有一些有关下乡运动的宣传[ 《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有关下乡运动的15篇文章里，9篇是在1月和2月出笼的。]，但调子是绝对地“现代化”了。介绍的模范知青及模范知青队都在经济上赚到了钱，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现代化中取得了成就，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工商行业的发展。宣传文章强调他们比在城里生活得好：新疆的某一个队的知青在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高达1005元（当时模范红旗农场只能分450元），另外一个队居然拥有一个藏书3千的图书馆，那儿的知青都在撰写科学实验的文章[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日第一版。新华社讯，1980年1月1日，刊于China Report，198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1980年2月5日第5版及1980年2月25日第3版。]。主要是突出农场生活能真正吸引青年人的一切。属于江西一个知青农场的一个农工商联合公司还进行了干部制度的“大胆改革”：所有在公司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通过不记名投票“民主”选出来的，每半年重选一次。有良好业绩的会获得奖金。这个例子不是独一无二的[ 《人民日报》1980年1月30日第一版。我们听说在山西也有这样一个实施类似制度的知青农场；与芒克的访谈，1981年7月12日。]，可以显示出负责人们想方设法要把知青留在他们的生产队或他们的农场，但不再采用那经已破产的简单行政措施，而是求助于一些更有效的办法。由于在这些农场发展了工业（一般是加工业）以及行商企业，越来越多的知青离开了农业生产劳动，而领取固定工资[ 《人民日报》1980年2月25日第3版，1980年5月30日第2版及1980年6月22日第一版。]。政府当局甚至都预见可以利用这些农场，在市郊建立卫星城市网，正像前一年曾经提议过的那样[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这些下乡运动“温和”模式跟过去的形式已经毫无关系了。就像福州市动员一些中学毕业生到郊区的秃山头去参加造林工程，为时两年，之后可以在城里得到一份工作。两年中，这些青年人只需参加植树，男的不少于120天，女的不少于100天，就有权回城读书[ 新华社讯，1980年1月17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
 
 下乡运动虽然呈现出新面貌，但不能完全抹掉过去的残余痕迹。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慰问活动”在某些地方继续进行，对象是已在边境地区安家落户的知青[天津电台广播，1980年1月22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这两个例子都是讲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此外，一直到8月，召开了几次“先进知青”大会[新疆电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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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福建电台广播，1980年5月13日，刊于SWB，1980年5月29日。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8月8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与王震有密切关系的“保守派”王恩茂，当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他以最强硬的态度重新肯定下乡运动的传统价值。夏初，那正是每年出现新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时候，王恩茂组织了一次有关下乡问题的工作会议，根据他的意思，目的是要统一对该问题的“不同意见”。他在讲话里重申上山下乡是一项正确的政策：
 
 “问题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需要不需要下乡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要说，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还是需要。”[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12日，刊于SWB，1980年7月18日。]
 
 王虽然死守传统、墨守成规，尽量维护下乡运动的原则与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必须改变形式。他大谈1978年以来运动中涌现出的新鲜事物，可又明确指出“下乡知青的户口及粮油关系应该不变(即留在城市)”。即使用这样的办法作了点儿革新，王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已经散发出一股前朝旧时的霉味儿，就像他还坚持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的立场。而他的属下从他的讲话里只挑取了改良的那一部分。两个星期后，《吉林日报》在头版宣布四平市决定改变政策。知青办公室有一笔原本要作为安置费发给1980年应该下乡的3000名毕业生的资金，“考虑到过去的经验”，现在准备将这笔款项借贷给郊区的20家工厂企业，他们答应以合同的方式招聘知青。如果他们能保证知青在该厂的全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不低于60，那么就可以豁免税项直至1985年。一年之后，这些工厂将可以转换成市属的集体企业。文章还解释说：“对知青来说，与去农村插队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好处更多。他们现在对工作有兴趣，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贡献的人”[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25日，刊于SWB，1980年8月1日。]。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负责干部认为下乡运动的新办法太昂贵，对它进行资助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还不如拿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生产更见效[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第4版。关于国家预算中下乡运动的经费，见本书，页204。]。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300元，但安置在乡镇集体企业只需500元[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知青生活条件是从1973年开始好转的，而在1978到1979年间改善工作进行更快了。对国家和城市企业来说，主要是额外的开支多了：增加安置费、发放社会福利、为农场购买土地[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已废弃的“五七干校”，而免除这项开支。]以及保证知青在农村依旧享有城市人口的供应。尽管有了改善，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新制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利用过去安置知青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想法最初是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5。]。知青办的负责人于是准备了实行这项政策的方案。根据他们的估算，未来几年里，如果每年只送70或者80万知青下乡，那么年开销就能控制在5亿元之内，那就是可以节省全国会议预计的每年投下10亿元资金的一半。这笔款项可由财政部门直接转给劳动部。实际上，后来预算给下乡运动的经费是拨到了负责招工的部门名下，而且比原来估计的多得多，因为下乡知青少了，那些负责人没想到运动那么快就刹车停运[ 刘小萌，前引，页813。]。
 
 农民的消极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变了立场。随着1980年的去集体化政策，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欲将无法接受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比起过去是难上加难。在财政经费上略加安排调整固然可行，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单位都过于昂贵。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开始放弃继续进行下乡运动的念头。如同往常，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政策改变的高层决定，然而内容却不公开。在1980年5月胡耀邦就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
 
 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 他指的是对知青与国家两者都有害无益。]，现在要一举两得。”谈到政府改转向的问题时，胡并不回避社会抵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回头看看上山下乡的做法，家庭不接受，农民不欢迎，社会有阻力。[ ]我不说过去错了，过去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那样多的人下去，是有成绩的。但是小孩子不愿当农民，就连去上海郊区也稳定不住。”[ 顾洪章等，《始末》，页195。]
 
 得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某些省市才陆续宣布结束下乡运动。8月初，湖北省政府作出决定，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应该把知青安置在城镇，包括那些本来认为是可以继续下乡运动的市县[ 湖北电台广播，1980年8月3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10月底，长春市宣布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今后都可以留在城里，包括前几届没有下乡的学生[ 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10月23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28日。]。11月，陕西成为首个公开宣布结束知青下乡的省份。所有毕业生都应该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一般是在集体经营的工厂单位，特别是在服务行业[ 陕西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1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13日。]。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宣布，经决定从夏天开始不再进行“强制”下乡，只是提倡“自愿”下乡[ 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25日。新华社讯，1980年12月1日。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2月2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日。]。这些自愿者有两种选择：到知青农场去当农场工人，签订可续约的月薪不低于30元的两年合同；或者报读设在某些农场的半工半读学校。两种情况下，学生都保留原有的城市户口及粮食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宣布在北京市不会再进行下乡运动了。这些新建议的措施仅仅涉及几百人，所以后来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下文。到了1980年，要求青年真正地自愿下乡，甚至是在相对优越条件下的下乡，都只能是个微不足道的提议。另外，市政府宣布1978年以前下去的以及已经在农村待了两年以上的，都回城了。1979年秋下乡的1万名知青可以在1981年9月前回来。在这个日期之前，禁止招募那些本应该跟他们一起下乡但拒绝走的，为的是要将优先权给予那些接受下乡的青年。
 
 长春、陕西和北京的例子在全国都完全有代表性。虽然消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但1980年无疑就是全面放弃下乡运动的一年[ 青海由于远离中央地区，跟得总是慢一点儿，到12月政府也通过了有关在市郊建立知青农场的报告，但那是过了时的一役。见青海电台广播，1980年12月19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0日。]。根据半官方的资料，在最后一年，全国有15万5千名青年下乡，主要去郊区知青农场，其中1/3是在辽宁及黑龙江两省，有10个省完全没有下乡的[ 顾洪章等，《始末》，页193。这15万5千名知青一般都不计算在下乡运动的统计内，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时间太短。这个数字也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
 
 其实，从该年夏天开始，让当局操心的似乎是如何安置仍在农村的知青。7月底，《工人日报》透露，只剩下了“大约200万”[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到了8月中，又宣布只有150万[ 《中国新闻》1980年8月12日，刊于JPRS-China Report，1980年10月3日。]，这就是说从年初开始，有差不多150万青年回了城。虽然留在乡下的人数很少，但《工人日报》的那篇文章依旧强调领导干部应该解决这些青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提出3种可能：
 
 - 重组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这些单位是经济独立核算的，但需要援手才可进一步发展。安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他们占了43万[ 根据顾洪章，只有20万，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12。]1972年前下去插队的仍在农村的“老知青”的大部分。有些地方，这些知青和他们的爱人及孩子被安置在知青队。夫妻中城市出身的一方恢复城市户口，重获城市粮食配给，并且领取有保障的基本工资待遇，而另一方则仍然保留农村户口，挣工分。
 
 - 城镇集体企业招工：政府鼓励以各种方式发展这类企业，包括发放预留为安置下乡知青的贷款，以便招募已在农村的知青。
 
 - 帮助已婚知青继续留在当地：对于这些“所在社队生产条件好、收入比较高、本人愿意在农村扎根”的青年，他们所属的知青办必须“规定鼓励办法”。可以请他们列出一个单子，写明他们在住房、农具以及家具方面的需要。准许有一技之长的搞个体户，并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工具（如缝纫机、理发工具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恢复城市户口。
 
 下乡运动遗留下的问题长年危害着社会气氛，而且在迈向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团结全国各方力量的一大障碍，上述的那篇文章明确地表明了要尽快了结这个问题的决心。作者谈到要关心年老的父母，他们上了年纪，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子女的前途担忧，他呼吁知青办早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他承认在这些“受到了锻炼、吃过很多苦”但是“长期得不到安排”的知青中，“有些人感到没有出路、苦闷、彷徨”，所以他呼吁:“我们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关怀他们、体贴他们”。
 
 1980年底还有96万知青滞留在农村[ 顾洪章等，《始末》，页193。]，几万名在农场。在12年来分散于农村各个角落的青年大军中，这个数目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6%或7%）。即使把已在接待地区市镇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几十万老知青都包括在内，也总共不到10%。因此可以说，这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总体上来看是到达了终结期。
 
 下面3张图表可以显示出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的人口流动情况[ 这些图表是根据下列资料制成的：《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页110-111，及顾洪章等，《始末》，页193及301。]。
 
 图表1 1962-1980年城镇知识青年逐年上山下乡人数
 
 1962-1980年间总数为17 919 800（其中1967-1980年间为16 627 000）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
 
 图表2 1962-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人数及身在农村的人数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顾洪章，等《始末》，第193页和301页
 
 从图表2可以明显地看出，直至1977年，尽管已经有人回城，但在农村的知青人数仍然继续增加[ “回城”这个词是简化了的，其实包括了已改变了身份但没有回原居城市的知青。]。相反，从1978年起，下乡人数急遽下降，而同时期返城人数大幅上升。
 
 图表3 1974-1979年知识青年下乡和回城的情况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和第111页
 
 下乡运动引致的主要跨省移民图显示出总的方向：从国家最大的城市，主要是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往最近的省份，或者向最远的边疆地区移民发展。大多数的迁徙都在省内或市郊，大约8%的知青（1962-1980年间17 919 800名下乡的知青中，有1 429 200名）被送到了外省去。
 
 图：知青的跨省移民情况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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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组织下乡运动给政府带来许多忧虑烦恼，最后嘎然终止又造成新的惊恐不安。人口的迁移也就将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去了，因此当局的注意焦点全集中到了城镇招工问题上去了[ 株洲市成了这种发展的象征，因为安置青年取得的成绩，曾先后两次被提名为典型，而其郊区农场虽然几年前全国有名，但现在连提都不提了；见湖南电台广播，1979年6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2日，以及《人民日报》1980年6月4日第三版。]。实际上，中国在1979年面临着1949年以来从未遇过如此广泛的就业问题，那一年在各城镇有将近2000万人等待安排工作，占了劳动力人口20%[ 这个官方数字后来重新修订降低到1500万了，但我们认为2000万似乎更合理些。关于这个问题，见M. Bonnin，前引。]。为此所采取的措施，有些是与经济改革方向一致的，但其他的正相反，由于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构成对市镇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最初阶段，采用了各种对策来发展轻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尤其是那些只需投入有限资金就能招聘更多职工的集体及个体企业。然而，对这类企业的钳制与歧视相当强烈。有一条法例就规定因特殊困难留城或回城的青年可以分配到国营企业，而因病留城或回城的就只能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北京市在1979年8月废除了这项规定[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1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3日。]。还有许多其他的歧视性的举措被取消了，同时通过提供贷款及减免税项来鼓励待业青年建立集体所有制的或个体经营的企业。这直接关系到新近回城的知青，以及没有获得分配的留城毕业生。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安排工作（通常是临时性的），给无业青年（特别是近期回城的）开办训练课程[ 就是这样，上海徐汇区在1978年5月成立了一个“劳动服务队”，吸收了200名近期回城的知青，到1979年2月又把它改编成一个拥有900人的“公司”；见新华社讯，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4日。1979年8月，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参观了这个公司，那时容纳了近期回城知青的80%。见1979年8月11日进行的参观访问汇报打字稿, 题为?Visite de la Société des Services Publics?, 页1。]。政府不得不面对非常严重的城市就业问题，而且再也不能利用上山下乡这个虚假的解决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看，这对中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也就迫使共产党放弃国营经济绝对优先、大企业及重工业优先的教条主义观念。
 
 另一方面，下乡运动在当时终止了，在农村多年的知青大批回城，又加上同时期大批城市青年到达就业年龄，这种紧迫的异常形势令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从经济角度来看是有害的方法，后来都一一废弃掉了。在这个层面，首先采用的是顶替政策[ 见本书，页161。]。这个办法确实很见效，仅仅3个月的时间（1978年11月到1979年1月）上海就安置了10万名青年[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5日。8月，数字上升到17万；见AFC，Entretien avec Monsieur Chen Shou，页7。]，在天津6个月内安置了11万[ 新华社讯，1979年7月3日，刊于SWB，1979年7月14日。]。即时掀起了一个退休及提前退休（有时甚至是虚构的健康理由）潮，充分显示出那个时期青年就业问题非常严重[ M. Bonnin，前引，页202。]。顶替政策在解决上海就业问题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78年10月到1981年12月期间，27万9千名上海知青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在城里找到工作[ 《中国人口 上海》，页150，156。]。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大规模实行顶替政策的5年内（从1978到1983年），80%的退休或辞职的人都是为了让子女顶替，这就使900万青年因此得到了安置[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52。]，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没有详细数字）。在很多地方，政府从1979年起实行“归口包干”或“系统包干”的方法来安置青年，实际上就是“单位包干”，每个单位必须提供工作给在职职工的子女[ 理论上讲，安置工作的责任不应该落在单位，而应由单位所属的市政府经济部门担负；见庄启东等，〈辽宁省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调查〉，载于《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页25-31；亦见《青年就业 》，前引，页5-6、117、153。]。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是延续了1974年推行的模式，当年就是父母所属单位，而不是学校，负责将学生遣送到乡下去[ 见本书，页121。]。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产生了这种方式。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的财富的取得既不根据市场的规律，也不根据公认的价值（像考试），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动用的“关系”。而普通人的“关系网”不会超越负责他们的单位。所以很自然的，要解决像子女就业这么重大的问题，他们只有围着单位转，向单位求助[ 本书第169页谈到的南昌铁路局职工子女的请愿行动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广东省自1975年起就推行这种模式，不同的是他们采取轮流下乡制，职工子女下乡两三年之后，企业会把他们招进本单位[ 与G. M.的对谈纪录，1981年4月25日；亦见J. Unger，前引，页169。]。这两种模式都有缺陷，无意中建立了一种职务世袭，导致出消极的后果，影响劳动力的质量和积极性，还妨碍解决已超额的职工数量问题。
 
 为了能抵销掉这些负面有害的后果，当局考虑到将来的经济效益，从1978年底实施“择优录取”的招工办法。最优秀的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一般的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而其他的就被鼓励到郊区农场去。这种模式强调新下乡运动的作用，但并不振奋人心，只可以看作是无业者的最后出路而已[ 见关于上海形势的读者来信，载于《明报》1980年3月15日。]。对大多数仍滞留在乡间或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来说，推行考核制度是他们命运途中的又一打击。他们当然比不过那些有幸读完所有中学基础课程的年青毕业生。当年他们不但没能完成修业年限，就算在学校学了些知识也是杂乱无章的。那个时期里，占优先地位的是学习毛选和参加政治斗争及体力劳动。后来在乡下从事农业生产的那几年里，又把以前学过的一大部分忘记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双重的受害者。有的知青说：“过去四人帮迫害我们，不给我们读书的机会。现在招工又拿书来考我们，我们怎么总是倒霉?”让他们和年青的毕业生竞争是很不合理的，更不公平的是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的那几年在这场选拔试中完全不予考虑，因此在很多地方知青采取游行请愿的方式表示抗议。就算没人提及，事件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不是张铁生再世了，区别在于1979年的知青并没有否定考试这个原则，他们只是不满意当局无视他们的特殊经历。不少地方的政府修改了最初的方案，用不同的方法来部分减轻知青的劣势[ 刘小萌，前引，页820-827。]。
 
 总的来说，1979与1980年为增加招工可能而采取的措施都相当有效，在此两年间总共提供了1800多万个职位[ M. Bonnin, 前引，页215。]。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因为也包括了临时工，但尽管这样，也能反映出招工人数实际上是提高了。城市里的失业现象当然没有即刻消除，但是被控制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范围内。当局其实很快就开始担忧失业对“社会气氛”所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青年道德败坏及青少年犯罪[ 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一版，及1979年7月24日第一版。]。所有无业青年（不论是知青还是其他）的处境都是很艰辛的，还影响到各自家庭的生活水平，有些甚至处于赤贫之中。根据1979年初对家中含一名长期失业青年的家庭的大规模抽样调查，10%的人每月所得低于15元人民币。那些待业青年偶尔才能找到的小工，一般也只能让他们每天挣到七八毛钱[ 刘小萌，前引，页801-802。]。有些回家时年龄已经相当大了，那么他们的境遇就更加难以忍受。在北京，79年的头5个月里就录得80个因失业而自杀的个案。很多人对领导不满，认为失业令他们对当局标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彻底产生怀疑。另外，一些青年游手好闲、整日游荡，又贫困交加，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时，城里各类罪案中的肇事犯罪分子，有2/3是待业青年和下乡知青[ 同上，页802-803。]。
 
 在求职者中知青往往是年纪最大的，但或许也是最精于组织请愿活动的。一般来说，与近年毕业的中学生相比，他们享有一定的优先权，至于那些留城的年青毕业生，有很多需要推迟好几年才能进入社会工作[ 对1972年底前下乡的“老知青”，这种优先权理论上更加强调；见《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二版，以及江西电台广播，1980年10月14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17日。]。尽管这样，大部分知青都得过好几个月之后才能获得工作，有的甚至得等几年。在上海，直至1979年9月底仍有9万多名获准回城的知青处于无业状态[ 《文汇报》1979年9月27日第一版。]，此外还有不少未获准许回了城的，以及在等待批准回城的。江苏是招聘青年的模范省，但在1980年7月也只安置了88%的老知青[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二版。]。到年底，有一部分人数很难估计，但又不可忽略的知青仍在待业之中。从1981年起，在全国招工数字里，知识青年不再另列，然而，有数字显示知青在西安该年国营企业招聘的青年中占1/3[ 《青年就业 》，前引，页163。]。
 
 由于有了“优先权”，大部分获准回城但到1980年还未得到安置的知青，到1981年也都获得分配工作。各项旨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的措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从1982年底起，一般来说，青年都得到了工作，包括回城知青，还有1970年代末期仍处于待业的其他人[ 29个省市中有24个肯定已经完成安置工作；见刘小萌，前引，页814。]。上海在1979到1982年间给153万8千人提供了工作职位，其中88万6千是回城知青[ 《中国人口 上海分册》，页269。]。可是知青不得不接受某些不太吸引人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许多都不能获得分配到有年龄限制的国营单位，只能去集体所有制单位。有些国营企业在1979年取得自主权，就把年龄上限降低至24岁，而在集体企业招聘工人的年龄在16到35岁之间[ 同上，页189。]。国营单位无论如何是没有足够职位以安置所有的求职者，因此众多的知青就得满足于能在不太吃香的集体及个体企业中得到一份工作[ 专家认为，伤残带病的、有过违法乱纪记录的、女知青以及回城的“老知青”都遭到国营企业的歧视，不列入招聘对象，因此发展上述那两种所有制的企业单位对安置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见《青年就业 》，前引，页189、258。]。此外，来自人民公社的（就是说大多数）还得忍受待遇上的歧视，因为不承认他们的工龄。有些知青年纪已经不小，却被招作学徒工，不过他们的学徒期限可以缩短[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1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3日。]。
 
 恢复高考：部分知青的救命稻草
 
 许多知青为了回城不得已“走后门”，但也有一些依仗着家庭的支持或者完全靠着自己个人的天分来摆脱困境。在那一股汹涌的回城潮中，成功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走上了光明大道，但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知青能达到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为了让大多数有意参加高考的知青都能如愿，政府将报考年龄提升至30岁。很多知青都去碰运气，由于入学名额有限，极少人被录取[ 见本书，页148，注18。]。另外，年龄最大的知青还受到了大学当局的年龄歧视。所以，他们之中有一些在1977年高考试中获取的分数已经可以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大学，可是最后却跟一群勉强及格的学生一起，作为超额部分，被分到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个特殊分院[ 《北京之春》第三期，见Widor，前引，卷2，页229。有关开办大学“分院”及超额学生，见S. Pepper,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 : Two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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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 Two Steps Back and Begin Again??, CQ, 31, 1980年3月，页26-27，以及S. Pepper, China s Universities,页103-105。]。从1979年起，入学年龄又重新降低到25岁，例外情况下可以提高至28岁[ 新华社讯，1979年5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8日。]。1980那一年，极少情况被当作例外处理[ 到1982年就完全取消了；见S. Pepper, China s Universities，页11。]，那些已经有了工作的知青对参加高考都已心灰意懒了。因此就出现了下列的变化：1977年的考生中只有20%或30%是该年的中学毕业生，1978年他们占了50%，1979年飙升到67%，到了1980年他们就占了绝大部分[ 见S. Pepper, China s Universities, 页16-17。同时期，武汉大学的收生平均年龄从1977年的20岁降低到1980年的17岁；见S. Pepper, China s Universities，页136。]。
 
 1977到1979年间有43万9千名知青被大学录取，这个数字与1970到1976年间录取的工农兵学员[ 总数为940714，但无法知道其中知青的人数。这些大学生没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因此他们的身份在1977年后也受到质疑而被降低。有些必须得再经过考试才能保住已有的职位。与他们同一代的其他人相比，他们能上大学，无论如何也算是走运的青年“精英”。]人数相当，或者稍高一点。上了大学，可以满足知青长年来压抑的求知欲，也使他们过三四年在大学毕业以后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他们多少有点儿像是文化革命掀起的知识海难中的幸存者。实际上，到了1980年底，几乎所有的老知青都成了“幸存者”，因为他们在多年梦想回城之后，终于都重返自己出生的城市。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没有消逝如烟。它的阴魂继续在社会上的某些角落游荡。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为了摆脱那些小道消息的鬼影缠扰[ 流言、谣言被戏疟地称作“小道消息”。]，《辽宁日报》索性在1981年2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省劳动局的负责人在文中驳斥那些说什么该年的毕业生会被下放到农村去而不能留城的“没有根据的谣言”。他们肯定地说尽可能多的学生会留城在国营或集体单位，很多可以顶替他们的父母，也有不少会被征兵入伍，或者被吸收进各区的“劳动服务公司”[ 辽宁电台广播，1981年2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3月2日。]。上述文章并没有排除遣送小部分青年下乡的可能。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就清楚地表明准备在5月会送一批哈尔滨的知青到郊区去，不过会给予他们优厚的物质待遇[黑龙江电台广播，1981年5月2日，刊于FBIS，1981年5月4日。 ]。从全国范围来讲，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在2月份介绍了一个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办法之一：发展郊区农场、工厂及企业，将农工商三者结合起来[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81年2月，页27。]。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1年10月17日发出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在第九条里也要求有效地管理好郊区知青农场，以及通过政治动员及经济利益的优待，鼓励无业青年下乡[ 新华社讯，1981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81年11月25日。 ]。虽然第九条一再宣传这项1978年底就正式通过的政策，但是1981年下乡的人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最多是有些企业继续把职工子女的一部分暂时安置在农副业基地及企业自己在郊区开办的农场。10月决定的第九条得不到响应，因为跟着那一年，再也没有下放农场这回事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报刊文章及政府文件中销声匿迹了。提出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措施主要是发展城镇的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扩展“劳动服务公司”[ 见《中国百科年鉴1983》，页663-664。]。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1981年11月25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务院知青办消失了。它被合并到一个新的机构里：国家劳动总局内新成立的就业司[ 顾洪章等，《始末》，页249。1982年3月劳动总局设置在劳动人事部内。]。既然不再搞上山下乡，知青问题变成了简单的城市就业问题，那这个结果挺合乎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再需要一个专门处理他们的问题的行政机构了。从中央来说，这类特殊的机构存在了差不多20年，其间因文化革命曾中断过几年工作[ 关于这些机构的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5-250。]。
 
 省级和县级的知青办也撤销了，知青遗留问题就由劳动部门统筹管理。知青办公室最后两个重要任务是清理知青过去的财物以及给下乡运动做一个财务总结。
 
 从1962年到1979年，知青安置费中拨付建房使用的就达到30亿人民币。国家还付出了几亿元用以购买农具、家具以及其他家庭设备。1978年，知青开始大批尽速回城的时候，他们的财物很大一部分都遗弃在乡下，没有带走。有些农民早就觉得知青是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重担，而且还得出钱出力给他们盖房子，所以后来就想将那些财物未得许可而占为己有，还准备挪用未曾使用的知青经费。1978年春，在吉林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全省被挪用的经费400多万元，还未计算用于个人的需要，请客吃饭，等等。此外，2万8千多间知青住房（占全部住房的22.8%）被干部或公社社员占用了。在安徽做的另一项调查揭露出同类的问题，甚至还有虚报下乡知青人数，目的不外是冒领经费。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农具及家庭器皿用具等，有些被农民拿走了，有些损坏了，还有些是被知青带走了[ 刘小萌，前引，页842-843。]。
 
 因此，知青办与财政部为澄清财务的所有权在1979年4月联合发出了通知。该份文件指明一切财物以及未动用的经费应优先分给还留在农村的知青。至于剩余的房屋和物品，由县负责知青的部门代表国家折价处理，收回款项。用这种财产变价收入应该用于帮助留下的知青。如有余额，一部分留给县知青办使用，一部分上缴上级知青部门。生产大队要得到知青财物的所有权，就得厘定折价款，那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队得跟进驻每个县的知青经费清理领导小组进行艰苦的协商。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在国家、集体和群众三者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最后的决定就在这些小组的负责人手里。在某些县，国家可以成功收回建房费的30-40%。但在许多其他地方，农民总是尽量低估房价[ 同上，页843-846。]。在北京郊区，当年国家用375元盖的房子，后来折价只是17元。那些房屋中，有四分之一是一块钱都收不回的[ 《北京志 劳动志》，页53。]。有些农民干部索性拒绝付款，争辩说他们为知青付出了很多，还倒过来要收地租，因为当年划出过一部分土地办知青农场。农具及其他物品一般都无偿转归大队。总的来说，协商结果对地方集体有利，能够补偿下乡运动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国家只收回为知青付出的一小部分，而负责清理知青财务的部门就很满意，因为他们回收了未曾动用的经费和一小部分建房费。这些款项可以使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作，并给留在当地的知青提供援助。
 
 上山下乡运动的财政总结触目惊心，在对整个运动作评价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根据知青办公室的统计，中央政府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拨付的经费总数为75亿元（其中大约7亿是用于1968-1979年间）[ 顾洪章等，《始末》，页309。]。但是应该看到，为这场运动投入更多资金的是集体事业机关单位。地方政府以及工厂企业、行政机构为安置本单位职工子女所使用的经费并没有计算在内。从1974年起这类补助开支金额特别高，据一些地方估算，这笔开支与国家财政部拨付的经费至少是相等的[ 刘小萌，前引，页842，以及顾洪章等，《始末》，页218。]。这么算来，总开支应达到15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知青办及各级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薪金与行政费用，还有几年积累下来达10万名的知青带队干部的工资也未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1962-1966年间的开支很有限，因此可以估计出1968-1979年间的开支为150亿元，占同时期国家开支的1.6%。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农村生产大队及生产队同意为接待知青所付出的财力，也不包括成千上万的父母不得不为他们的知青子女而作出的金钱援助。至于政府为帮助回城知青就业投放的大量资金，那就更难估算了。
 
 关闭知青办，并清算财物，但这不意味着当局放弃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政府依旧继续鼓励下乡扎根，还采取相应措施以“稳定”仍在农村的知青。
 
 将“留在沙滩上的小虾”[ 这是张抗抗的名为《塔》的短篇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内心表达，见〈塔〉，载于《收获》1983年，第3期，页24。同样生动形象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作者形容为“打在岩石上的巨浪，伴随着一声轰响，飞溅起无数颗浪花，粉碎了，消散了”；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6。]稳定在当地
 
 至1980年底，有不到10%的知青还留在农村、农场或者起码是接待他们的地区。政府关心他们的命运，着重于要表达国家是“负责到底”的[ “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句口号，出自周恩来1965年对政府上山下乡工作讲过的两句话，后来经常被引用。顾洪章等，《始末》，页216。]，同时也注意避免那些知青返回原居城市。的确，到了1981年，什么春节派“慰问团”、写“慰问信”之类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报刊仍继续树立自愿留在农村的知青典型，他们在专业上、在社会上都成绩卓越[ 《人民日报》1981年1月8日第四版，1981年5月4日第一版，1981年6月10日第四版，1981年10月27日第三版，1983年3月1日第三版，及1983年8月31日第二版。]。报章还高度赞扬一名天津老知青的事迹，她于1977年回城在一工厂工作，1979年又重新申请要求返回两年前离开的郊区农村[ 《人民日报》1981年4月7日第二版。]。可是这些特殊事例并不能掩盖事实真相：为数极少的留在农村的知青中，真正自愿留下的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是被迫不得以留在当地的，因为政府拒绝给他们恢复城市户口，又不安排工作。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最明显的案例。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
 
 虽然受到云南知青闹事风潮极大的鼓舞，但上海知青为返城所作的抗争结果与云南有天渊之别，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一波三折，几经反复[ 关于这个事件，除了当时官方报纸的文章之外，我们还掌握有一份直接参加事件的目击者写下的详细阐述报告；路文，〈我经历了新疆事件〉，载于《争鸣》1981年6月号，页12-16。刘小萌也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叙述这一事件（刘小萌，前引，页748-764）。此外，我们还有机会在香港跟一对上海老知青夫妻进行了长谈，他们都在新疆亲身经历了那些事件。（与F. M. D.及L.L.Z. 的访谈记录，1985年7月21日）。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就是刘小萌对欧阳琏的采访，载于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页445-505。本书作者于2004年7月也采访过欧阳琏和几个参加过这个事件的前上海知青。]。这些知青比较特殊，他们是文化革命前去的，从1963年到1966年，每年一批，4批共10万人[ 提供的数字一般在8万和10万之间，后一个数字出现得最多；见路文，前引；《社会》1982年第一期，页9；《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四版；共同通信社, 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1983年9月1日第一版。刘小萌、定宜庄与顾洪章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是引用这个数字。上海和新疆的年鉴中的数字就偏低，但由于某些数字前后矛盾，所以可信度不高。]。这些青年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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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才离乡别井的，加上对少数民族风情的理想主义幻觉，使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离开了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来到这个气候最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此外必须提及的是，文化革命在兵团中的反响特别强烈，而知青就成了冲击批斗的靶子。和干部们的关系很差。他们也不满意农场连年亏损，落后局面毫无改进，原因就在农场机关臃肿庞大[ 有的农场是6个职工养一个干部；见刘小萌，前引，页749。]，充斥着不学无术的低能干部。到1970年代末期，大部分知青结婚成家，并且有了孩子。一个新问题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与前途问题。他们担心当地学校教育程度太低。即使借读制度可以让他们把孩子送回父母身边在上海读书[ 这种“借读”办法不只在上海市才有，也并不限于知青之中，有些干部调到外地后也采取这种办法；路文，前引，以及与C.Y.L.的访谈，1986年6月14日。]，但最后这些孩子还是得回到户口所在地：新疆。知青们不再年轻了，在农场熬了十几年，一心只希望能把孩子救出这个火坑。所以，当他们得知返城风潮刮起，所有知青都可以回城之时，特别是在外地农村或农场的上海知青，以及从其他城市来到新疆的青年[ 也有天津、浙江、江苏、武汉和北京的知青与上海知青同时到达，不过人数少得多。]，他们都认为该行动了。云南知青的先例是至关重要的。新疆南部阿克苏地区的知青[ 有很多上海知青在那边：10万名上海知青中就有4万余名被送到了这个地区，他们到的时候，组成兵团农一师。到1978年底，只剩下2万9千人；刘小萌，前引，页752。]开始，建立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并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团。也许是由于知青所处过于分散，消息传递太慢，这个上访团延至1979年4月中才启程，那时正巧是政治上再次收紧的一个时期。农垦部的几个负责人接见了他们[ 这个部当时刚刚成立，见新华社讯，1979年3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8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路文和刘小萌仍然继续使用“农垦总局”这个旧名称。]。代表们提出了知青的要求：准许所有愿意回上海的人回去。经过了十几天的讨论，中央当局的态度言辞非常强硬，农垦部要求代表返回新疆，还说很快会派一个工作组去向有关各方咨询意见。代表们乖乖地回去了，甚至没有在北京搞一点儿公开活动。回到新疆后，他们做了汇报，然后就等待工作组的到来，结果根本就没来。后来，倒是来了一个神秘的“农业生产水利工作调查组”，这个组走了没多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海青年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知青们认为是上当受骗了，于是开始酝酿另一次行动。由于据理力争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就决定重返北京，即使被捕，也要搞出一定声势。7月19-22日，上访团代表分别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一边等火车，一边在这个自治区首府组织游行。那时正是8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纪念活动就在两个月之后，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中央当局下令劝阻他们赴京。行动果真火速，深更半夜，警察包围了代表们的所在地，把他们抓走了，然后严密监视长达一个月。那些已经上车走了的，半途在火车沿线的几个城市，被逮捕并押送回来。有一些到达了上海，他们张贴大字报，但没有赢得任何预期结果[ 见本书，页171，注117。]。
 
 到了年底，有组织的行动又开始出现在阿克苏地区了。在一个农场，500名知青 带着他们的孩子游行，举着大横幅标语，上书“要奶奶”、“要外婆”。许多上海知青要求“病退”回城，有的抢了公章给自己的病历之类的文件盖章，以便上海有关方面同意接收。几乎所有的农场都有罢工，以致地方干部都开始接受知青应该回城的概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80年1月21日，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解散“非法组织”，违者严惩。从2月4日至15日11天中，《阿克苏报》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强烈指责闹事分子，并斥责上访知青为“无政府主义者”。《通告》公布后，仍旧一片抗议声，知青决定“一边等着回上海”，一边怠工，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春耕。此外，未得准许就回上海的知青人数日渐增多，特别是那些有可能顶替父母中一方的走得更多。上海知青联合会虽说被解散了，其实依然存在。一些新的组织出现了，还鼓励知青用“特困”的方式申请回城。11月中，三四千名知青聚集在阿克苏市，占据了农垦局招待所及其他的政府大楼。后来，来自整个地区的知青也参加进来了。他们还挑选了自己的总指挥：上海知青欧阳琏，他是丧妻而且没有孩子的鳏夫，所以他是准备豁出去，不惜自我牺牲的。11月23日开始举行100小时的绝食活动。27日，绝食宣告如期结束，但200多名知青晕倒昏迷，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送去医院。26日地方政府曾经向参加绝食的青年传达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们立即停止绝食行动，但毫不奏效。知青们又决定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二三十辆卡车，准备开到乌鲁木齐去扩大影响。不幸，有一辆卡车在途中，出了翻车事故，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大篷车队伍只好返回阿克苏。而那时，地方当局刚刚决定作出让步， 同意发还给上海青年户口。青年们闻知，兴高采烈，回到农场变卖家具杂物准备走。他们收到户口准迁证和每人200元的搬家费。开了欢送会，气氛热烈感人，就像1979年初在黑龙江及云南那样。为了建设边疆地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10个寒暑，大家称颂他们的壮举，祝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继续奋斗。他们抗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南疆的另外两个地区：喀什和库尔勒，那里的知青也行动起来，取得与他们的阿克苏难友们同样的待遇。就这样，上海知青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了。然而，当这些青年朋友还沉醉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时，中央宣布不承认地方政府擅自作出的决定，并将游行请愿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上海当局则拒绝接收那些上海原居民，不予报进户口，当然也就不做工作安排。中央又命令兰州军区部队半途拦截回沪的知青。只有出示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出的特别许可证，才可以买得到开往上海的火车票。在火车站的知青被逮捕，然后分送到不同的招待所，在那里有军用卡车把他们和孩子行李都送回原来出发的地方。几个月中，1万多名赴沪知青被劝阻、制止、收容。12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公开宣布逮捕9名知青领袖，另外43名扣押审查。
 
 然而，还是有些知青成功地抵达上海，那一年的2月5日，他们与几千名春节回沪探亲的汇集在一起。1980年底至1981年初，一共有大约2万名上海知青回了城[ Kyodo(共同通信社)，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大部分都想尽办法留在上海，但市政府拒绝给他们上户口，还责成公安局及派出所对他们施行监控，劝说他们离沪返疆。12月和1月都举行过游行请愿，可是在1981年1月11日那一次之后，上海当局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公众集会以及公开讲话[ 法新社北京讯，1981年1月15日及法新社香港讯，1981年2月2日，刊于FBIS，1981年2月2日。]。其实，从12月起，中央就已经在考虑，想办法把仍在新疆的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这个地区。3月份，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指示，新疆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双方经过协商，在1981年3月30日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那些详细的规定列出可以准许回上海的各种情况，比如说，回沪顶替退休的父亲或母亲，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知青，丧失劳动能力或患精神病的青年，等（其实就是顶退，困退及病退）。为了避免城里接收过多的知青，有的规定非常细致：已婚夫妇，若只有一方符合规定，就不能两人同时迁回上海市，但可以调到上海所属的农场[ 由于各种差异，因此对不同的相关人士出现了不同的名词：“单顶”和“双顶”。与F.M.D.的访谈记录，1985年7月21日。]。所以，在1982年2月至1983年11月期间，位于江苏北部直属上海的海丰农场就接收了6100名知青和他们的孩子，还建造了新的居住区准备迎接其他陆续到来的[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另一个资料来源称，有1万4千名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在1986年底调去了这个农场（《明报》1986年12月26日第二版）。与整个回城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显得相当大。]。总的来看，根据1984年4月的统计数字，1万6千知青可以按新规定离开新疆，另外有3万最后必须得接受留在新疆。这后一个数字包括1万7千当时已经非法回了城的知青，上海当局借助派出所的压力、官方宣传的疲劳轰炸，有时甚至是父母（他们不太愿意因收留已为人父母的又没有就业前途的子女而自找麻烦），最后得以将他们送回原地。1月14日起，报章，作为大事件那样，报道一位回沪探亲的女知青启程回新疆[ 《解放日报》1981年1月14日，转载于《人民日报》1981年1月18日第一版。]。1月底宣布有340名知青踏上回程之路，2月中又宣布1000多名，3月底3000名[ 《人民日报》1981年1月29日第一版及1981年2月20日第一版，《文汇报》1981年3月21日，刊于FBIS,1981年3月31日。]，每一次都声明还有其他的准备跟着走。其实，尽管各方各级负责人都尽了最大的力量，遣返工作还是进行得很慢，这说明已回上海的知青是铁了心的了，加上他们认为事实上已经跟新疆一刀两断。后来，政府不得不同意负担交通费以及买家具、生活用品的置家费，因为那些知青在离开新疆前把东西都卖了，现在回去就得自己重新购买或者让在上海的父母购置[ 《人民日报》1981年2月20日第一版及1981年4月15日第三版。]。有一位上海女知青，下了决心一定要回城，甚至跟她那个在新疆的知青丈夫离了婚。现在她就成了区政府的耐心说服对象，派出所还跟她原来的农场联系，让她的前夫与大儿子写信劝她回新疆。在回沪一年多之后，她最终还是让步了，在1982年4月回到农场，还跟她的前夫复了婚[ 《解放日报》1982年8月14日第二版。]。如同1979年，报章不断发表报道，说明回农场的都受到了热情接待[ 见本书，页176-177。]。
 
 在1982及1983年报刊特别强调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力赞扬那些借着承包制多挣了钱的[ 就好像“三芬”，那是3个上海女青年，她们的名字都有一个“芬”字；见《解放日报》1983年3月21日第一版，以及《人民日报》1983年8月31日第二版。]，或者得以上调至负有重要责任的岗位的知青[ 比如有两位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日报》1983年5月4日第二版），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里的第一位女领导人（《解放日报》1983年9月30日第一版。）]。政府还采取措施改善交通，从上海到塔里木地区“只”需要7天了[ 《解放日报》1983年1月25日第二版。]。1983年还推出了一项协助建房计划，让某些知青可以得到贷款以及低价的建筑材料来为自己盖房子[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7日第二版。]。上海当局仍继续动员知青回新疆，有人走就开个欢送会[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1983年9月4日第二版，1983年9月20日第二版；《文汇报》1982年8月10日第二版，1982年8月11日第二版。]。另外，还威胁那些从事非法买卖的青年，要采取司法手段告他们，其实就是要截断他们在上海生存的后路，因为他们既不能在合法机构得到工作，也不准搞个体户[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曾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上海去劝解鼓励那些最死硬的返疆。到1983年1月，这些非法回沪的人中，有20%还在那儿[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当局施加的物质及精神压力直至1984年才初见成效，那年1万7千知青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农场。
 
 无论是这些严厉手段，还是最后的功效，若是没有中央的积极支持，就都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央可以给予其他知青的，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就无权得到。这些青年头三次行动过于迟缓，又有点儿迟疑不决，也许因此使他们错过了1978年底1979年初的宽松时期。当他们醒觉需要行动的时候，别人已经回了城，而上海当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客观条件应该是行动迟缓的原因：一方面新疆地区辽阔，而且地处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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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大部分已经成了家，这就令他们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一下行动的后果。]。实际上，与1979-1982年间回城就业的88万6千知青相比[ 见本书，页198。]，新疆的3万知青不应该构成难以负担的重荷。我们觉得另一个因素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央有意要发展新疆，并在这个地区留下尽可能多的汉人[ 一位作者试图解释下放新疆的知青与众不同的例外情况，那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前就下去了，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现今的领导人都当权。（见《中国之春》1985年5月号，页30）。但我们从来未曾遇到过其他文革前下乡的知青被剥夺回城的权利。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日第四版，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位1963年下乡的女青年拒绝了多次合法回城的机会。还有，20345名主要在1965及1966年分别下乡到边境地区的山东知青，大部分都回到了他们的原居省份；见田芳等，《中国人口迁移》，页344、346。]。这种意愿从1979年起，就持续不断地显露出来，而且体现在由“双王”（一个是王恩茂，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是王震）组成的某种“新疆的压力集团”里。我们都注意到了新疆的战略重要性。然而，在那个时期，由于军队里的不满情绪以及汉族人与维族人之间不时爆发的冲突，形势变得很紧张[ 还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特别是1980年初及1981年10月底在喀什，以及1982年初在叶城；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第三版，《争鸣》1983年1月号，页34-37。维吾尔族人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的统治之间产生最多问题，尤其在1980年代之后。]。中央表示要严肃面对这一形势。王震在1980年10月、1981年1月和5月到新疆去视察了3次。他接见了上海知青，并和他们交谈。8月份，他又去了一次，是陪同邓小平，那是邓第一次踏足这个地区[ 见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10月5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6日；《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6日第二版；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1月20及21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1及22日；新华社讯，1981年23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3日；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5月17日、1981年5月19日、1981年5月22日及1981年5月24日，刊于SWB，1981年5月21日、1981年5月23日、1981年5月27日及1981年5月29日；新华社讯，1981年8月22日，刊于FBIS，1981年8月24日；中国新闻，1981年8月29日，刊于FBIS，1981年8月3日。]。就在这次新疆之行后，早在1950年代就被王震安排负责新疆工作的王恩茂，重新把这个地区的领导权抓回来。他替代了汪锋，汪执行了一项他们认为是危险的政策，他培养提拔地方干部，方便内地来的干部回去[ 《争鸣》1983年1月号，页36-37。]。中央当局可能怀有一种惧怕：知青返城会不会引起内地来的专家以及基层干部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这些人跟知青相处融洽、情投意合，而且很支持青年人离开新疆的要求[ 路文写道，游行示威者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占据了阿克苏的行政大楼，因为中下层干部都同情他们。另外，并不是新疆部队负责出面阻止知青回上海，而是兰州部队，因为中央政府不信任当地部队；见《争鸣》1981年6月号，页12-16。]。1982年6月重建了在1975年解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电台广播，1982年6月1及2日，刊于FBIS，1982年6月3日。颇有意义的是，这是唯一一个重建的兵团。 ]，这就是中央要重新紧紧地控制这个地区的重要象征。从1983年开始，重点就放在了经济的重要性上，尤其强调要开发丰富的矿藏资源。当年的中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几次亲身上大西北，特别是去新疆，他曾在那儿说过：“到这个世纪末下个世纪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不可避免地会落在大西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的共同观点”[ 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SWB，1983年8月6日。]。在他的一番讲话之后，赵紫阳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就都到新疆来视察重申这一观点[ 新华社讯，1983年9月1日，刊于SWB，1983年9月7日。]。8月11日，他们抵达阿克苏，从那儿又乘车颠簸60公里直奔农一师第一团场。上海知青送上西瓜和葡萄，赵紫阳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儿有丰富的水果、蔬菜和水产，又不贵。比上海好多了。大城市有它们自己的问题。人人都去上海，怎么挤得下呢？”[ 新华社讯，1983年9月1日，刊于SWB，1983年9月7日。]他还请青年代表回去向在该边疆地区安家的全体知青转达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问候。
 
 那个时候，发展大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就已经摆在了优先位置，领导人同时也强调必须发展大西南（西藏、云南和贵州）以及所有的边疆地区。紧跟着的是要给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内地青年戴上各种桂冠。为此，1984年10月1日，借着35周年国庆之际，《中国青年》杂志及另外10种青年杂志在王震的支持下，搞一场大规模的选拔赛，要“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在那个时期，只要是青年杂志，就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最出色的知青典型的文章或报道[ 《人民日报》1984年10月14日第四版；新华社讯，1985年5月30日；《中国青年》1984年10月及11月号，以及1985年1月、4月、6月及7月号；法新社北京讯，1985年6月16日。]。关于边疆地区工作的宣传并不仅仅限于替经济需要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得激励起爱国主义情怀，国家一步一步的发展说得好像是当年皇帝欲向西部扩张的延续。在一篇有关西藏的报道里，作者这样讲述唐朝文成公主进藏：“文成公主和她的大队人马永葬在西藏高原，但她所开创前无古人的功业，却吸引着无数的后来人前赴后继”[ 《中国青年》1985年7月号，页7。]。王震在1980年追忆往事时说屯垦戎边是历史上老祖宗从不忽视的，毛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6日，页2。]。前面我们曾经谈过在1979年对王昭君的重新评价[ 见本书，页180-181。]。有一篇文章居然把王恩茂与汉朝的班超相提并论，将近两千年前，班超大将军两度出使西域，把毕生贡献给异域的治理，直至70岁才告老回京城。王恩茂的英雄形象更加高大，因为他是70岁才出使新疆。有一件充满温情伤感的事情，必须要记上一笔：王震公开宣布决定他死后火化剩下的骨灰将要撒放在天山，而王恩茂则说死后一定要葬在乌鲁木齐[ 《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第三版和1980年10月16日第二版。王震在1993年85岁时去世，之后他的骨灰真的用飞机撒在了天山上空；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1993年4月7日第11版。]。他们两个都是想告诉大家，人不是非得回归故土才撒手人寰的，或者说人可以有好几个故乡。王震在当时也说过江西省的一个垦殖农场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江西电台广播，1983年2月18日，刊于FBIS，1983年2月22日]，所以加上新疆以及他的出生地湖南，他就有了至少3个故乡。
 
 对边区工作的歌功颂德持续到1985年，胡耀邦在北京接见了1955-1956年间随“青年志愿垦荒队”下去的知青代表，并高度赞扬他们的行动。其实，胡本来就是垦荒队的发起人，他甚至建议要让今天的青年大唱特唱当年谱写的歌曲[ 新华社讯，1985年5月1日、1985年5月7日及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5年5月4日、1985年5月9日及1985年5月14日；《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第四版及1985年7月30日第四版。]。过了没多久，1985年8月2日，中央书记陈丕显在哈尔滨接见了1968年就到了黑龙江，现在仍在那里的上海知青代表。据他说，原来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共有8万多上海知青，如今只剩下3千多一点[ 实际上，总数超过14万（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官方对数字向来都是随随便便差不多的。]。陈特别指出:“留下的知识青年应当根据他们知识、文化和专长以及个人志愿来安排工作”。他又补充说：“对于不太安心边疆工作的知识青年，应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做好思想工作，最主是把经济搞上去，富了，许多问题就不在话下了”[ 《黑龙江日报》1985年8月3日第一版；亦见新华社讯，1985年8月3日，刊于《人民日报》1985年8月4日第四版，也刊于FBIS，1985年8月6日。]。
 
 这最后一点说明了不满情绪不是只在新疆的知青中漫延。1983-1985年间普遍实行承包制，又把大型国营农场分成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这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留在云南的上海知青写的文章，文中展示出推行承包制以后，经济上得到极大改善，好一片令人鼓舞的景象[ 《解放日报》1986年5月18日。]。然而我们很清楚，在新疆和黑龙江，这种大变动给知青造成许多困难，他们不像出身农民的那么容易适应新制度，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庭给他们撑腰[ 与F.M.D. 1985年7月21日，以及与K.K.Z.1986年6月30日的访谈记录。]。1985年黑龙江省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许多农场产量大减”[ 黑龙江电台广播，1986年2月17日，刊于FBIS，1986年2月19日。]，因此这个省的情况特别困难。省政府不得不“按照处理过去遗留问题的政策而采取措施，替复员军人或军官以及下乡知青寻找合适的工作”[ 同上。]。他们与上海市联系上，并取得上海方面的同意在黑龙江投资建立工厂，在上海青年中招工[与K.K.Z.1986年6月30日的访谈记录。]。
 
 已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及病残的知青安置问题
 
 在各种类型的知青中，对当局来讲，与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的问题特别复杂。根据上面介绍过的1978年底有关知情工作的全国会议的决定（后来写进了1981年十月《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的第九条里），继续尽力为他们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就是说非农工作）。一些大城市，像上海和北京，则在经济上资助地方来解决问题。有些地方，已经获得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以及附近乡镇的城镇户口的知青可以带一名15周岁以下的子女迁入市镇。然而，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偏僻农村的知青来说，找到非农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已经万分失望只好向命运低头。1984年8月31日，劳动人事部再次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的通知”。通知再次指出，应当优先使用历年结余的知青经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结余经费不足够的情况下，就业劳动服务公司必须提供必要的补助费。从1985年起，这类知青大部分都在乡镇企业找到了工作[ 有关这一段的资料，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212-214。]。有的地方，另一方配偶也可以获得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及城镇户口，这样就可以解决子女的户口问题。丧偶的知青（通常是女知青），以及因配偶犯法判刑而离了婚的，在某些地区可获准许返回原居城市[ 刘小萌，前引，页839。在吉林省，1979年以前离婚的知青也得到批准回城。看来，暂时限制的目的是避免有人仅仅为了返城而离婚；见《吉林省志》，页98。]。尽管政府对知青表示了“关心”，其实就是想法避免他们带着配偶及子女回城，总的来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的命运最坎坷，有的结局甚至是一场惨不忍睹的悲剧[ 见本书，页294-295。]。
 
 病（包括精神病）残知青的安置也成了老大难问题。很多是在无例外的人人都得下乡的1968-1969年间，被送到农村生产队的。有的是后来病倒的，或者在农村的一次工伤事故中致残的，不管是谁，他们全体都遭到城镇工作单位的拒绝，招工没有他们的一丝机会。长年以来，他们靠着村子的扶助得以生存。从一开始，他们的人数就不是可以忽略的，不过有很多自己利用了“返城风”的机会而回了城。比如，在吉林省1978年初病残知青共21712人（占插队知青总数的2%）。省政府订立了一系列规则，使其中13340人得以在1978年底前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另外871名安置在邻近的城镇。到1980年11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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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了356名仍在农村，其中33名100%残废，323名50%身残。所有人都可以在随后那几年离开农村[ 《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页97。21712这个数字是经过“1973年以来所进行的调查”得出的。可能里面不包括1978-1979年间“装病”而得以回城的，那个时候病退已经成了回城的一种例行手续，没有什么医疗疾病的意思。]。在北京，市政府是想方设法来限制病残知青回京。1969年，曾经有过一个决定，要求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在下乡插队之前就已经是病残。其实，在1972年，因工伤事故致残的知青回城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是得等到1979年，回城的权利才被承认，而且得到一定的协助。1982年3月解冻了一笔为数80万元的款项用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1987年，还动用了知青结余经费，在经济上帮助病残知青[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页51，以及《北京劳动大事记》，页196。]。一般情况下，总是尽力替这些青年在当地或者在原居地安排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情况不太严重，父母的单位就得招聘他们。其他的会在民政部门管理的特殊工厂获得一份工作。
 
 已在当地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知青问题
 
 不满情绪还在全国几十万老知青之中蔓延，他们都是在1970年代上调到非农业工作岗位的。某些人获得的职位相当重要，尤其是在县或区一级当干部的，回到原居城市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定会差很多。他们中的一部分没有要求回去，起码在头几年[ 《中国农民》1994年第12期，页20，该文谈到一名呼和浩特知青怎样成为一个盟（相当于地区）的党委书记。然而，在那些得到了比较高的职位中，有一部分后来是“为了子女”而要求调动工作的。肖复兴就举了一个例子；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29。]。但是，大部分都抱怨在当地总被人看作是“外人”而受到歧视，他们一直与原来的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都希望回城，但一般得不到批准。他们都很分散，这就使他们只能个别找办法，而不能采取其他的诉求方法。应征入伍后又复员回到接待地区的老知青也属于这一类。他们之中的一位，王志刚，是1968年下乡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曾参军，复员后分配在该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工作。1980年10月29日，他在北京火车站引爆了一枚炸弹，为的是抗议上面拒绝他回京城的要求。这桩自杀式爆炸事件导致了10死81伤[ 新华社讯，1980年11月12日，刊于SWB,1980年11月15日，及Le Monde,1980年11月14日。]。几年以后，留在山西的知青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更合理但没那么激烈的行动：在北京市委机关门前静坐。计有数百名参加者，行动持续了一个星期，从1985年4月22日到29日[ 法新社北京讯，1985年4月25、26及29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5年4月27及28日； Le Monde，1985年4月30日；《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们高举4条长幅标语。有一条写着：“小平同志，救救我们”，还有一条写着：“知青是文化革命的牺牲品”。他们向外国记者哭诉当局怎么不准许他们回家，他们怎么干着收入低微的活儿，而在那里还总是被人看作是外人。有些当众演讲。一位73岁的老奶奶也加入了他们的静坐行列，因为她的两个儿子都一直在山西，现在老了，没有人照顾她。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才能在当时组织这样一次中外通讯都争相报道的行动？解释极可能就是，山西政府早已把大量知青安置在非农业工作岗位，因此他们就不能再回原居城市了。根据该次行动中公布出来的数字，3万6千名到山西插队的北京青年中，1万8千余名还留在那边，占总数50%，是很例外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顾洪章提供的下乡数字稍微高一些：41300。]。北京政府对静坐的知青代表态度很强硬，至少表面是这样。经过和副市长两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与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4月29日下午接见了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静坐，“尽快地”回到原单位，还把这次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流毒的表现”[ 《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们又指出在1970年代已经依照“正确的政策”给这些青年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所有官方文章都称呼他们为“原北京青年”，而不是北京知青。数天后，报章宣布第二天就再没有一位青年到那里去继续静坐了，而且他们之中至少有220名已经返回山西了[ 《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第四版。]。同时期，发起了一个运动，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表彰1950年代“青年志愿垦荒者”。《中国青年报》发表长文，特别强调北京青年在山西省的发展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列举了一些成功的例子，都是当上了企业干部或政治干部的山西北京人，还有作家，像柯云路[ 《中国青年报》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然而，那一群人仍旧继续吵着要回城，趁着1986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机会在北京组织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没有上一年的多，2月7日有大约300人，而11日100多人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前。后来，没闹什么事就散了，政府也没有接见他们[ 法新社北京讯，1986年2月13日。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86年2月27日，页9。]。不过，跟着那几年，虽然有来自警方的压力，他们还是继续组织在一起，呈交请愿信。下面这段心里话是他们向一位记者倾吐出来的，很能反映他们的思想：
 
 “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 《动向》第42期，1987年9月，页10-11。]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
 
 山西老知青在1986年展开了行动，那时中央当局刚明确表示要尽可能将他们稳定在当地的意图。快到春节的时候，北京市长和中央一些重要领导人（特别是胡启立、李鹏、郝建秀、张劲夫），在1986年1月28日隆重地接见了一个名为“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报告团”。这个团由12名1960年代末期下乡的北京及天津青年组成。来京之前，他们在山西全省各地巡回报告，参加了各种会议，并在会上讲述了他们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那些“感人事迹”[ 《人民日报》1986年1月29日第一版。]。
 
 北京会议很明显是要与1985年4月请愿者们的反抗精神较量一番。但实际上，会议的议题发挥得更淋漓尽致，摆出一副给上山下乡运动恢复名誉的架势，还号召继续下乡。郝建秀为运动描绘出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然后宣称：“不但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在现代化建设中，支援农村、支援边疆，仍然是历史赋予的有志青年的光荣职责。”胡启立也重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支援内地和边疆”[ 同上。]。
 
 中央当局在1986年是不是又在考虑再次掀起一场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呢？显然不是。“支援内地及边疆”这个口号仍然被高举，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一个迥然不同的目的。1950及1960年代下乡的众多典型其实不是普通的中学毕业生，而是一些年青的干部、高校毕业生或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 这特别是1955-1956年间的大部分“青年志愿者”的情况；见新华社讯，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5年5月9日。1950年代下乡的年轻工程师、医生及教师都被当作榜样；见《人民日报》1983年5月17日第三版。]，如同当年，1984年起，动员下乡的宣传对象不再是广大的中学毕业生，而是一小部分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每年毕业考之前，压力就来了，要求学生中绝大多数表态：毕业后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跟1960-1970年间的知青相比，真正下到边疆及农村地区的人数实际上是很少的，与1950年代相类似，一般是每年几百名，最多也就是几千名[ 北京的数字，见新华社讯，1983年8月9日及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3年8月11日及1985年5月14日。不可混淆那些要求到边远地区去的新毕业生人数和那些真正下乡的。在北京，仅在1984年就有1000名学生提出要求，但实际上从1981到1984四年间一共只有900人下了乡；见Chinese Youth Bulletin，1984年10月，页11，以及新华社讯，1985年5月8日，刊于 SWB，1985年5月9日。]。为了使人比较容易接受到边远地区去，当局向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毕业生提供优厚的经济条件[ 见胡耀邦在青海的讲话，见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SWB，1983年8月6日。]，而且实行轮换制度，这些青年人仍保留自己的城市户口，在服务期结束后有权返回原居城市。政府甚至还请那些准备调往边远地区的毕业生亲自去实地看一看，让他们相信那里是“可以生活”的，而且在那里是可以有作为的[ 《青年一代》1985年第6期，页9。]。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还是国家统一分配，但负责人总是希望让学生自动提出申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照胡耀邦的说法：“他们不会专心工作，只会扰乱军心”[ 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 SWB，1983年8月6日。]。当时大学生之间盛传一条幽默流行语：“志在天南海北，不去新西兰”，意思其实是：“我下定决心要去天津、南京、上海或北京，而不去新疆、西藏，也不去兰州”[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5月25日第八版。官方发出过豪言壮语式的口号：“好儿女志在四方”，而那条流行语正是拿“四方”来开玩笑，明确指出学生要去哪四方工作。其实，并不是新鲜事，以前已经有这种说法，不过没有提到“新西兰”，见《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二版。]。
 
 当局要继续将一些专业人员送往敏感的落后地区，并把相当数量的老知青和下放干部稳定在那边，这就能解释在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重新为下乡运动唱赞歌的奇景。在那个时期，负责干部们都热衷于展现一幅冲淡了的下乡运动历史画页，当时官方的话语可以这样概括起来：
 
 “文革以前，知识青年都是自愿而且充满美好的理想上山下乡。后来，在 文化大革命 ，这个政策确实受到过 左 的干扰，但即便在那时，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已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做法，有病、有困难的知识青年已调回北京，其他人也按照中央的政策由当地安排了工作。”[ 见《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新华社讯，1985年5月7日，刊于 SWB，1985年5月9日；《瞭望》1985年5月13日，刊于 FBIS，1985年5月28日。]
 
 这种想把下乡运动的悲惨一面一笔抹掉的企图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当时有一部名为“WM(我们)”的话剧就屡遭禁演，话剧赤裸裸地描写了知青的动荡命运[ 《九十年代》1985年12月号，页60-61，78-79。]。电视就上演宣传新路线的作品，像电视剧“当你18岁的时候”，目的就是批判青年中泛滥的怀疑一切的心态，他们怀疑1950年代知青典型的存在，更普遍的是怀疑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理想。
 
 这种宣传并没有影响到当局继续具体解决抗议者的部分问题。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干部“小组”，专责研究仍滞留在市外的知青们的困难。仍滞留在接待地区的老知青经常提出一个要求：准许他们的子女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读书上学，因为学校的水平一般都比外省小市镇的要高得多。北京成立的那个小组就说明首都是第一个接受知青这种要求的大城市。1988年10月15日起，北京市准许每户可以为一个既未婚又未就业的子女调回户口，唯一条件是要有一名近亲（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姑叔舅等）在市内作为监护人。1989年上海及天津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随后浙江与湖北的一些城市也作了相应的安排。至1993年年底，有21.4万名知青的子女得益于这项政策，其中上海办回11.6万人，北京办回4.69万人，天津办回4.65万人。所有的这些子女都获得入学或者工作安排[ 顾洪章等，《始末》，页215。]。在1986-1990年间，北京干部“小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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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纳了200多名原知青返回北京。此外，在1986-1994年间，特别是在1990年之后，首都劳动人事部门共批准了31663名老知青回京[ 《北京省志-劳动志》，页52。1990年突然加速批准回城要求，这应该是北京市政府在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后想改变形象的一种表现。]，其中包括山西省的大部分北京知青[ 与一群老知青的访谈记录，2000年8月5日于北京。]。必须指出的是，有些知青因为不同的理由而没有获得准许在1980年代期间返城，但他们之中有很多是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生活在原居城市。所以，到1989年，名义上留在黑龙江农场的老北京知青只剩下3900名（最初一共有大约10万名）。然而事实上，他们之中许多人都住在北京，但没有户口。根据一项调查，某农场理论上应该有178名知青，可只有82名是真的在那儿，在另一个，53名中只有23名是常驻农场的。留在当地的知青比率可能只有1.5%[ 杜鸿林，《风潮荡落》，页420。]。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
 
 上山下乡运动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其中插队知青的工龄问题的处理在1980年代初期令人不满，也引起很大争论[ 有关这个问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06-212。]。在当年，工龄直接影响职工的日常生活，决不可忽视：工资级别主要由工龄来决定，连分配住房，子女入托儿所的名额，等等，都与工龄有关。从国营或军垦农场回来的知青工龄的计算法在1975年就已经通过。1978年，在江西，因病或家庭困难从农场回城的知青工龄也准许计算，以前他们得不到这个待遇。这项措施1980年在全国实行[ 《劳动政策法规全书》，第二册，页371-372。]。1980年9月，在5届人大第3次会议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建议通过法例来改正对待在城市就业的原插队知青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事实上，与下放农场的知青相反，插队知青在农村度过的时日一概不予考虑，不算工龄。这种歧视在1979年11月的那次40%的工资调整中表露无遗[ 《人民日报》1980年9月27日第二版。]。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在1982年就提议所有知青的劳动时间都应该计算在工龄之内。但某些省市害怕经济负担太重，用了种种借口抵制合理的计算。一直等到1985年4月胡耀邦出来表示要强制实施这项措施[ 一位在农村待了14年的湖南老知青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这才使胡在1982年底决定接受新的工龄计算方法；见《文摘》2004年2月6日，页2。]。1985年6月28日劳动人事部颁布23号通知，才把该措施作为法例定规下来，按新精神确定工龄后，一切工资福利待遇照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但这次调整没有追溯效力，过去的，就不再算老账。决定中一些比较特别的措施如何实施，由地方劳动局自己掌握，但直至1986年夏季很多地区还没有即时公布清晰详细的规章条文，一份上海报纸还需要回答读者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在上海，不管知青在农村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管接待单位是哪一类，规章能使他们全体都受益于这项措施。除了那些在下乡期间曾经被判入狱的，狱中时间不可计算工龄，只能从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之日算起。至于那些被判劳动教养的，只计算教养期以前及以后的时间[ 《文汇报》1986年6月18日第二版。]。工龄计算影响工资增长，一般来说，在农村劳动过一年，月薪可增加0.50元，就是说一个有10年农村劳动工龄的知青每个月可多得5.00元人民币[ 与X. Z. 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0日。]。
 
 这项措施即便不能根本上改善有关知青的生活，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从经济角度看，那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因为牵涉到150万人。在那个时候，从全国来讲还有5%的知青没有返回原居城市，为数80万左右[ 与冯兰瑞的访谈记录，1985年8月24日。]。后来，他们之中一大部分想回城的也逐渐成功地离开了农村，也有一些没能走成的。极少数的知青融入了接待地区，并不准备离开返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演变反映出政府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不同观念。像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务实派的大管家们，他们的观点是建构在下乡运动能带来的真正或假设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而那些由最高统帅毛控制的革命空想主义者们则强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功用。然而，虽然两派之间时起冲突，但在捍卫下乡运动的政策上倒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任何一派表示过反对。直至1970年代末期仍是如此。那些刚刚打败了新毛派分子的实用主义者是举双手赞成以温和的方式继续推行下乡运动的，得等到经济以及人口条件成熟，才可中止。然而，运动是在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突然中断的。这说明下乡运动的命运并不仅仅由政府内部的两大派的意志来决定，社会上在这方面的反应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了解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重要的是研究千百万涉及在内的年青人如何在运动中沉浮，以及由该运动激起的抵制抗争的形式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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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名称：《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作者：潘鸣啸
   
   本书籍由网友“fhzmaj1980”上传  日期：2011-8-11 1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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